台北艋舺散步：流氓、流莺、流工、流民和流动摊贩的街头生存术

“知道吃什么东西可以治皮肤病又能美白吗？”戴着牛仔帽，拿着自制导览手册，阿强认真的说，表情丝毫没有玩笑意味。“壁虎啦！要活吃，不咬直接吞。你看我现在完全没有老人斑，就是因为被关23年，吃了几十条。”

队伍中一些成员笑了，但没什么人答腔。表面上听来惊奇有趣的发言，转念想到少年被关在不见天日的黑牢里，因为受不了背疮而吞食壁虎，实际画面还是令人难受。

这位号称亚洲第一个由街友变身导览员的陈自强，曾拥有不良少年、帮派成员、逃犯、生意老板、流浪汉等多重身份，黑社会圈、监狱、管训队、警备总部、加护病房、社福中心也都绕过一圈。

他主动提起卖座电影《艋舺》，这个用狂暴青春热血和鲜艳古城色彩交织而成的角头故事。阿强说这是一部“写实片”，也是他人生前半场的回忆。“我带过一个学生社团，问我电影剧情有没有夸张，我跟他们说，这种地方真正的黑暗面，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啦。”

认识真实的艋舺

说到流氓与流民文化，多数台北人立即联想到的，当然是万华这个昔日荣光余辉的古老城区。深谙此区生态的阿强，一边带着我们在市场小巷穿梭，一边用他的人生经验解释街头生存的方法。

今名万华的艋舺，是老台北的发源地。台湾话艋舺（Monga）是平埔族语，意指独木小舟，读音听来铿锵响亮，也反映了清领当年此处的强悍民情与拓垦精神。人人耳熟能详的“一府二鹿三艋舺”，指的就是台南、鹿港、艋舺这三个地点因为商港衍生而来的繁荣。

雍正时期，艋舺群聚的多数是从大陆泉州来的移民。港口代表了工人、市场和庙宇，商业活动带来了娱乐、酒楼和黑道。虽然后因经济重心迁移，如今已不见往日荣景，现在的艋舺仍处处可见过往的生活方式痕迹。无论是骑楼内的旧式理发院、佛具纸钱店、阿公饮酒店，骑楼外的露天摊贩、流民流工，不管是否被主流社会价值正眼相看，都仍以独特鲜明的姿态存立于台北的一角。

阿强的导览以龙山寺捷运站作为起点，一路经过艋舺公园、风化区老街、梧州街社福中心等，山水街、华西街、广州街等主要街道都囊括在内，曾作为《艋舺》拍摄场景的古山园旅店和夜市等场地，当然也是重要停留点。

万华在台北12区中以街友和老人文化出名，艋舺公园是最显眼的标的。阿强说，很多外地人对这一带的既有印象跟实际情况有不少出入，其实真正长期生活在此区的街友不到100人，更多的是从北市各地前来休息社交的长者。在保全和社福机构的管理帮助下，街友也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七八点就要起床，晚上九点半后才能从领到标有编号的大塑胶袋中拿出睡袋就寝。

附近社福中心提供洗热水澡的机会，也有不少清扫、举牌、发传单的临时或固定工作，让他们维持一定收入来源和公园的整洁。假日也会有慈善团体来发便当，无论街友或是来这边喝茶下棋的老人家，只要排队都可以领取，“很民主化啦！”

与艋舺公园隔一条巷子外，就是百来家的风化产业。阿强说，这样的情色文化可上溯到清朝，日治时期被称作“游廓”。如电影《艋舺》所呈现的，“有帮派聚集的地方，一定有性交易的场所。”直到1997年以前，这一带还有许多违章建筑都是娼馆，直到扁政府废公娼为止。

而那些生存到现在的，无包厢开放式的叫“阿公店”，有包厢不开放的是“饮酒店”。店家拜的神明是俗称猪八戒的天蓬元帅，往往要营业就得先疏通黑白两道的关系。在此工作的小姐至少有两、三千位以上，九成来自中国，一成才是台湾或东南亚其他国家人，不同营业时间和不同外貌条件的小姐收费都不同。

提到这些族群，阿强客观指出社会上当然有不同道德标准的声音。“她们多数是有说不出的苦衷，我个人观点是，人不应该有贵贱之别。坦白说，只要不偷不抢不害人，跟那些搞食安风暴的黑心商人相比，我觉得她们人格还高尚的多！”

23年的牢狱生活

阿强虽然并非万华本地人，但以前混黑社会逃亡时经常在此带活动。导览全程，路上不断有人跟他打招呼，亲密的喊“强哥”，“很多老朋友啦，谁的老婆谁的小三我都认识。”出生于南投的他，跟《艋舺》中主角的遭遇如出一辙，也是到台中求学时因为被城市小孩霸凌而加入帮派。如今年过65，讲起片中对万华角头黑社会的描写，他还是如数家珍到像在聊自己的往事。毕竟他口中聚集在万华的“五流”，流氓、流莺、流浪汉、流动摊贩和流动工人，他自己就做过“两流”。

1960年代，阿强的高中时期，台湾帮派的本省外省挂仍分别鲜明。他从台中的成功路一带撞球店接触到黑道，后来加入了本省挂的“百花小九”，又称“小九仔”。“我Ｏ型，个性冲动，每次都跟人打起来。那时候叫『太保学生』，后来很自然就被帮派吸收。”阿强说，“当时的打工就是帮老大打人、要赌债，或是拿保护费，至今文化也都差不多。”

“常常老大杀人，小弟就会被叫去顶罪。但因为我老大跟我是南投同乡，他妹妹就是我学姐，不好意思叫我顶罪。不然那时九个兄弟，有四个在学就被抓了。”阿强回忆，他就这样在圈内一直混到当兵。入伍后，他被分发到海军士校，因为逃兵，被判军法一年。之后回役到陆军，再逃兵，这次跑到台北的黑道圈。

台北混没多久，在酒吧遇到警察临检，因为恐吓罪被判一年两个月，军法再判逃兵一年四个月。然而看守所也关不住他，他又接连脱逃几次，直到某次因为跟日本人在酒家起冲突被抓，加上其他恩怨事件，一算被判了11年，在管训期满后被移监到景美的警备总部军法处，专门监听美丽岛事件的思想犯。林义雄、施明德、姚嘉文、吕秀莲和陈菊等人，全都是他看守所的“同学”。“我都跟他们说，可以讲的你就讲，不可以讲的你就用比的嘛，这样我也好交代。”

1981年，阿强又逃了，成为警备总部史上第一位脱逃犯。这次再被抓，他被判了八个月和两年的管训。1987年，他刚被放出没多久，再因持有枪械入狱，被判两年加管训。刑期服满后，他又在高雄KTV与人发生争执，这次一判就要11年。等到2001年出狱，阿强算算，不含管训，他这一生总共在监狱住了23年。

“我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大都是帮派之间的打杀冲突。每次坐牢，被抓也都自己扛下来，讲义气没供出任人。”阿强说，“当年的九个小兄弟，现在只剩三个，而且几乎都在牢里。路是人走出来的，人家说进黑道十个人有九个人没好下场，一点都不假。”

街友转型导览员

最后一次出狱时，阿强已经年过半百。他的母亲语重心长对他说“我已经快90了，你还有多少年可以被关？”这句话令阿强百感交集，也成了最终阻止他再回到黑社会的力量。“台湾话有句话说，你就算不孝，也要送你的父母上山头（指送终）。”

为了母亲，阿强人生终于首次尝试做起正经生意。本想前往中国闯荡，却又在生活刚上轨道时遭逢亲友背叛，经商失败负债累累。没了储蓄房子，也没了家庭，2007年，阿强回到台湾，因缘际会下开始了他的街友生活。但也因此，隔年发生的一个事件，成为他人生的转捩点。

2008年7月的一个夏天夜晚，阿强正在台北车站西区的停车场睡觉，外面雨声很大。同区还有个60岁的女街友也在休息，她长期没有盥洗、行为不像常人，依阿强判断应该患有精神障碍。那天晚上来了三个年轻人，见到她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我看不下去出面讲话，周围人多，他们就走了。”阿强说，“当天半夜两三点，我正在纸板上睡觉，他们拿着木棒回来，打到我吐血，五根肋骨严重扭曲，被送去派出所然后急转中兴医院。那时还没有健保，值班的主任医师当下决定不能见死不救，再把我交给社会局社工处理。”

这个命中大劫，也是转机开端。出院后，阿强因此认识了万华社福中心里，绰号“丐帮帮主”的志工张献忠。他帮阿强介绍在万华一带的清扫工作，一天500元台币的薪水，让阿强终于有了固定收入来源。2013年，张献忠又鼓励他参加万华社区大学开设的导览班，持续上课直到能以此维生。

“我记得第一次正式示范导览的那个晚上，他们告诉我，你97分，过关了。还说，我会是全亚洲第一个街友成功转型成导览员的例子。”阿强描述的好像一切还历历在目，“回想起来，这真的是因祸得福。我制造过这么多社会不安，最后却还是社会资源救了我。”

在城市角落找到生存之道

《艋舺》借用少年幻灭与蜕变的故事，描绘万华地方社会经历的转型动荡。丰盛的美好富庶年代面临外来现实的冲击，经历多次的转折浮沉，最终在历史潮流的冲刷中找到城市一角屹立生存。这些似乎也与阿强的人生经历，微妙呼应着。

“虽然现在金钱物资上不像以前混黑社会那么方便，可以天天花天酒地、吃香喝辣，但我觉得很充实。”阿强若有所思，“混黑社会的时候，看人看事的方式真的完全不一样，现在想想，其实那些都是自卑感。只要自己敢面对，跨过去了，就会开始觉得自己有点用处。这大概就是人生观的变化。”

如今的阿强身兼二职，除了当导览员，每天也会在古亭捷运站出口贩售大志杂志。除了工作和朋友请吃饭，平常反而会跟万华保持一点距离。然而年轻时讲究的义气，则是始终不变。“有人需要我，我能帮就帮，能鼓励就鼓励。除非一个人不想回头，那用三头牛拉他也拉不动。”

导览的最后，阿强站起来，确确实实与队伍中的每一个人握手，提醒大家走好。告诉他导览的很精采，他会很认真的反问“真的吗？”从他的言谈举止和谦和眼神中，实在很难想像当年斗殴耍狠的年少模样。《艋舺》导演钮承泽说，在片子的狂暴和悲伤背后，其实缱绻的是大量的爱与反省。不禁思考，这跟阿强现在感受到的，会不会是同样的东西。混完黑道，混完友情，也许人生最终要混的，还是面对自我的那一关。

（艋舺散步导览活动规划详情请见：台北城市散步，以及芒草心慈善协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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