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缅甸的华裔电影导演赵德胤很会讲故事。只不过，他从来不说“从此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种故事。有时，他活得戒慎恐惧，总觉得那些真实故事的主角就站在身后，盯着他看；就怕一个不小心，没把故事说好，辜负了那些人的颠沛流离。
在他所熟记的故事里，被改编成《再见瓦城》（英译：The Road to Mandalay）的那件事，仅是其中之一。事发那年，赵德胤九岁。
1992年的某个深夜，家里的门咚咚响起。邻村闹出人命，死者家属低调不愿报警，摸黑赶路，找到赵德胤的父亲。赵父在战争年代自行习医救人，当夜的任务，却是助人在下葬之前留个全尸。
“（死者）被发现时，已经尸首不全，我爸去协助处理，把身体缝起来。”赵德胤回忆，当时只知一对男女在泰国认识，打工后存了一笔钱，返回缅甸结婚，婚后不到一周，就发生悲剧。
谁也没料到，十多年后，那个九岁男孩不但忘不了这个故事，还将它改编、搬上大银幕。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缅甸国务顾问兼外交部长翁山苏姬及其政党推动解除禁令，《再见瓦城》日前通过层层审批，成为第一部突破长达50年禁映令、反映现实且带有批判政府色彩的电影。2016年11月7日，该片在有百年历史、可容纳700人的仰光古迹“Waziya”电影院举办缅甸首映。
不仅如此，赵德胤更以此片入围2016年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男女主角、最佳原著剧本等奖项，同样由他执导的纪录片《翡翠之城》也颇有斩获；突出的表现让他得到“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的奖项肯定，今年不到35岁的他，无疑是近年华人电影圈最具潜力的年轻导演之一。
真实事件，缅甸华人血泪台湾梦
2008年，定居台湾的赵德胤返回缅甸寻找剧本素材。他锁定这起家乡发生的事件，循着既有的记忆和线索，找到当事人的父母、亲友，进行深度访谈。
他频繁奔波于台缅之间，花了许多时间进行采访，光是不重复的累计访谈人次，就超过100人。而这百余人的口述资料，被翔实记录在录影带、录音档和笔记本中，又由他自行编辑梳理，撰成采访日记，“交叉比对”出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氛围，逐渐拼凑出完整的事件始末。
赵德胤出生于缅甸与中国交会的城市腊戌。16岁那年，他离家赴台就读，成了乡亲眼中极少数的幸运儿。要知道，在腊戌，多的是想脱贫想到发疯的人；常见的赚钱方式便是偷渡至邻近的泰国打工。其中，不乏抱有远大“台湾梦”的人们，设法在泰国办理假证件，忍受层层苛刻的磨难和剥削，只为渡台。
《再见瓦城》描绘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延伸出的情节。一对年轻男女各自从腊戌到曼谷打拚，相识之后相恋，男方希望结婚，于是努力攒钱，希望返缅后做点小生意；女方却想到大城市再闯一闯，甚至远走台湾。贫穷和欲望，铺陈出这起悲剧的导火线：她想拥有世界，他的世界只有她。
但赵德胤又说，悲剧始终来自人性，无关阶级。“我觉得世界上有悲剧，不是因为你穷，不是因为你是劳工或移工，富人的世界，仍然会发生悲剧。”“人就是会犯错！我们为什么犯错？因为人性里面，就是有性欲、有暴力、有嫉妒、有控制欲、有占有欲，同时有善良、有仁慈、有对于浪漫甜蜜的向往。”
赵德胤拍电影，像是拍摄人生实境秀，作品脉络与个人生命轨迹不停互文。例如，他对《再见瓦城》女主角“莲青”的角色设定，即是以曾偷渡泰国、性格强悍的亲姐姐为原型，加以扩充。片中几近写实的偷渡画面，是他从访谈姐姐中得知的细节；纺织厂的工作型态，则是从对哥哥、工人们的访谈归纳而来。
为了让饰演“莲青”的吴可熙充分理解电影时空背景，赵德胤甚至拿出大姐早年写给他的家书，要她细读。
“读那些信，每封都是看了一行，我就想哭。”吴可熙举例，信中充满姐姐对家人的爱，诸如“亲爱的Midi（赵德胤小名），姐姐现在正在曼谷的珠宝店打工，你一定要好好念书，我存了钱，买了你喜欢的球鞋给你。”又不时问“爸妈有没有吃饱？”这已经够催泪，赵德胤还“同场加映”，掏出泛黄的家人合照，告诉吴可熙：“这在我姐偷渡前拍的，她一想家，就看这张照片。”
就连拍张全家福，背后也有诸多辛酸，摊开所有旧照片，家人没有一次到齐。他回忆，当时为了生计，家人四处飘荡，父母曾去玉矿卖面，后来卖过豆芽、豆花、豆腐、小吃，还曾偷渡到中国，买一台脚踏车骑回来缅甸走私。
每回拍照前，赵家人慎重其事，赵母总得低声下气跟邻人商借衣服，“因为他们的衣服比较好，我们拍照想要漂亮一点……”年少的赵德胤，每晚睡前都幻想，一觉醒来，贫穷就从地球上消失了，“我希望衣服变好、希望家变好、希望世界变好。”
赵德胤今年33岁，对话起来，却像个老灵魂，早熟、深沉，必要时，适当地展现世故。他也不否认这些，对着记者说：“我年纪没大你多少，但我可能已经体会过你的曾祖父的世界。”
他很容易开启“忆当年”的话匣子。“小时候，缅甸实行社会主义，早上我要去福利社领米、领奶粉；晚上，每家要派一个男生跟军人守夜，军人拿枪、我们拿刀。周末，军人可以去任何人的家，调派任何人去军营里面打扫垃圾。戒严时期，如果小朋友出来走动，军方可以任意抓你去上战场……”
你的魔幻，他的人生写实
贫穷与匮乏，替赵德胤的创作添加灵感。例如《再见瓦城》片中出现巨型蜥蜴，身长达250公分，隐喻罪恶与错误，被外界誉为“魔幻写实”。
但赵德胤却摇摇头：“这一点也不魔幻！你们所说的『魔幻』，是我们的生活写实。”
他解释，当地土话称这种蜥蜴为“四脚蛇”，常见牠们四处爬行，平日爱吃腐臭血腥食物，常在民宅、臭水沟出没。若家中有死老鼠，门窗又没关好，回家时客厅里可能就躺着一只“四脚蛇”，对居家环境较差的居民来说，再常见不过。
大尾蜥蜴摇摆现身，舌尖如同毒蛇吐信，这些其实是原始剧本没有的情节。《再见瓦城》演员原以泰国工寮充当宿舍，比照工人住宿；未料周边环境脏乱，常有大蜥蜴扑向门窗，演员和工作人员吓破胆，纷纷要求搬走。众人还没在惊恐中回神，赵德胤已从中迸发灵感，决定在片中加入这个元素。
独立制片时期，他总是面临预算捉襟见肘，曾说：“向往有钱能买张够大的画布，手边有足够颜料任我挥洒。”《再见瓦城》被抽掉部分预算后，实际到资约新台币3500万，剧组规模最大时期高达200人。问他这是足够大的画布吗？他想都没想就答：“当然不是。”
“（现有资源）只是一张A3输出纸，能干嘛？颜料也不够，只能用麦克笔画个素描。”赵德胤说，拍电影永远是在资源不足的限制下，以创意去解决问题。没钱，就考验导演的直觉和判断；《再见瓦城》原订拍摄65天，最后紧缩到25天，一场戏原订拍十次，最后拍两次，不仅演员压力大，工作人员更是人人紧绷。
土方法，磨练男女主角
让演员住工寮，不单单是因为预算吃紧，赵德胤要求男女主角柯震东、吴可熙融入在地劳工文化，这仅仅是他祭出的“土方法”之一。
“『洗碗』要有状态。我跟吴可熙讲，妳那手臂要粗一点，洗的动作要俐落一点。”开拍前的准备期，赵德胤替剧中饰演洗碗工的吴可熙安排“洗碗特训”，这一特训，就是半年。
吴可熙隐藏演员身份，一边学泰文和云南话，一边在公馆滇缅餐馆“上班”，同事全是来自泰国、缅甸的华侨。她曾在上菜时被眼尖的民众认出，一桌人冲着她喊：“妳是不是三妹（电影《冰毒》里的女主角名）？”
被赵德胤戏称“富家小孩”、在家不用洗碗的吴可熙，坦言刚开始还觉得新鲜，训练到后来，“琐碎无聊又痛苦”。兼做内外场的她，洗完碗还要打扫餐厅。她曾不小心打破碗盘、弄脏客人衣服、被客人丢钱；就连上个泰式柠檬鱼，也因在客人面前无法成功将火点燃，挨了白眼又被骂。
餐厅大厨不忍，亲自教吴可熙洗碗秘诀，她镇日埋在堆积如山的碗筷堆中，洗得愈来愈顺手：“原来真的有『快速洗碗』和『快速收拾碗盘』的方法！我学会之后就赶快洗完、赶快下班！”
而对柯震东展开特训，他也耗费一番苦心，“我用柯震东是一个很大的冒险，冒险不在于票房，而在于你要把这个都会小屁孩，透过演技的提炼，变成一个有担当的朴拙劳工。”但他话锋一转又说，直觉就是告诉他，要找柯震东担纲男主角“阿国”，反正拍电影本身就是在冒险啊。
英国奥斯卡影帝丹尼尔戴路易斯演出《林肯》时，曾要求身边所有人平日唤他“林肯”或“总统先生”，维持18世纪美国口音长达数个月，过起“林肯的人生”。赵德胤想把柯震东变成“阿国”，几乎采取“强迫灌输”手段，勒令“今天开始你就是劳工”。既是劳工，就必须住在工寮，拍摄期间也没有助理、经纪人随行。
“首先要从观念上的教育开始。”培训初期，赵德胤除了替柯震东安排语言课程，还带着柯震东去华新街采购泰缅便宜泡面、分享家族故事，甚至带柯震东回缅甸老家，当着他的面，向母亲磕头拜别。
“我觉得这些训练对柯震东影响比较大，毕竟以前没人要求他这些。”赵德胤说，通过层层训练，他才告诉柯震东“好啦，那你去想办法买机票”、“没有什么商务舱，就搭经济舱。”柯震东傻眼，面有难色表示粉丝会对他拍照，赵德胤答：“那是你的事啊，要不是你穿得那么嚣张，谁要拍你？”
其实赵德胤自己清楚，艺人出国工作，为了工作表现，通常搭乘商务舱；只不过，他坚持柯震东必须培养“劳工的状态”。他笑说，这种特训方法看似土到不行，好莱坞还是不少演员是这样自我要求的。
专访赵德胤，谈的明明是电影，却意外发现，他最常把“教育”挂在嘴边。短短两个小时，提及十多次“教育”，其次是“医疗”。
“我比较唠叨，”他说，对演员基本要求是守时，“演员如果迟到，我会讲一天的道理，我会质问他们：『你们懂不懂得感恩？』”他曾对柯震东说：“你们这些人都没苦过，长得好看，那是你运气好，不代表你厉害。”
就算使用激将法，赵德胤也说得慢条斯理。谈到电影教育，他要求男女主角都要看过他提供的百部电影片单，“我讲一百部，他们没看过一部，我说那你们完蛋了，你们就靠出去拍拍照、乱讲一些八卦就当明星了，我跟柯震东说你这样不行啊，这一百部电影你要看完。”
《再见瓦城》开拍前，仍有人持续推荐主角人选给赵德胤，甚至直言不看好选角布局，有声音说柯震东不适合，有的说吴可熙没票房，还有人“劝告”他：这样组合很危险。
但赵德胤才不管这些，他习惯跟随直觉走。同时，他会回头会告诉演员：“就算全世界都不给你机会，你都要每天做准备。”又不时抽问吴、柯两人：“当演员的本质是什么？你们的功课是什么？”
众人有目共睹，赵德胤会在电影筹备期做足功课，拍摄时，又推翻先前的规划。拍摄《冰毒》、《翡翠之城》等独立电影，他几乎没有剧本；即使《再见瓦城》是他第一部有剧本的电影，也常即兴添加“不在本里的东西”。
“他有很强烈的直觉。”吴可熙观察，赵德胤在拍摄期具有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灵活的调度方式常吓坏工作人员。例如在泰国拍摄时，就有泰籍工作人员常问：“怎么又跟昨天开会讲的不一样？”
“泰国制片习惯按表操课，赵德胤一来他们全慌了，就我们几个老班底受得了，每天都在安抚这些人（新进剧组）。”与赵德胤结识20年、同为缅甸华人的王兴洪，自学生时代起，就参与赵德胤多部电影拍摄，早习惯这种“自由发挥”的风格。
但这种风格其实是被匮乏环境逼迫出来的。王兴洪说：“别人拍片是『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向来是『有什么就用什么』。”
王兴洪也透露，学生时期，就读台科大的赵德胤，若有关于电影的新想法，会立刻跑到隔壁的台大宿舍，拉着王兴洪分享电影梦，“他（赵德胤）训练讲故事能力，我训练耐心、想像力。”如今，为了想出好剧本，赵德胤常把自己关在浴室寻找灵感，热水澡一洗下去，就是三个小时。
“我follow我的灵感，摄影师或其他人如果不同意，我没时间解释，会很固执去做。”赵德胤自承，曾因此和伙伴大声理论理论，甚至吵架在所不惜，“直觉是情感的延伸，如果情感套不进去作品，就没有认同，那你根本不该去拍。”
他曾说，过去独立制片方式都是打游击；仔细想想又说，也许连打游击都称不上，“野马脱缰的乱搞，搞到哪里算哪里，大家都不知道在干嘛。”
大家都不知道在干嘛，那倒无妨。独立制片替他带来最珍贵的一课，就是临机应变，“什么都很好”。《再见瓦城》拍摄期间，一场戏设定女主角求职失败后，在烈日曝晒的路旁躁郁难耐，孰料一开拍就下起大雨，众人准备收工，赵德胤却执起导演筒。“大家要撤了，我说不要撤，这更好！”他笑着说，求职失败后在滂沱大雨中伤心哭泣，这还有比这更狼狈的画面吗？
这种“跟着直觉走”的作风，其实源于大导演李安和侯孝贤给他的启蒙。2009年，赵德胤在金马电影学院聆听李安上课，众多年轻导演表示担心拍片不成功，李安问众人何谓不成功？众人答，票房不好、拿不到奖。李安回应：“你们不应该管这个啊。”又问：“应该要问，你们的感情是在哪里？”
直到今天，这番对话仍影响着赵德胤，“我觉得他们（李安、侯孝贤）都还是直觉的人，他们要选择什么题材，没有那么多束缚。”曾有观众对赵德胤说，作品别老是围绕着缅甸，应该尝试缅甸以外的题材；但侯孝贤给他的建议是：“直觉上想拍什么，你就拍什么。其他的，不必要。”
赵德胤并非电影科班出身，常说自己没有学过电影，但回忆起这些，仍然感激。他说：“这些刺激实在太重要了，影响了我后来的很多判断。”
谈故乡，很大的矛盾
“如果没有台湾的磁场或环境，我不可能当导演或拍电影。毕竟我所有知识，思考逻辑，所有关于文明的、专业的、电影的、艺术的养成，全都在这边。”他甚至比喻，自己是台缅两地融合的产物，产物的交界点已无法辨识，像是一种颜料倒入另一种颜料，色彩分子愈来愈细，想要分辨、拆开，根本不可能。
“故乡和我有很大的矛盾。”他不讳言，受到台湾的薰陶，某些观念上，已与故乡亲友产生歧异，诸如男女平权议题等。久久返缅一次的他，常因此与亲友激烈争执，“大家到最后觉得我就是外国人，大家说：『你不懂我们，你就是台湾人。』”
回到原乡，赵德胤却成了异乡人。甚至，极少数的缅甸乡亲说他是乱搞的异议分子，带着外地的知识，回乡拍摄缅甸的落后与匮乏。“还好这些声音不大，不然我脆弱的时候，可能就不要做（导演）了。”
不做导演，那考虑过做其他行业吗？“有啊，我一直都有很多打算。”他一直很有生意头脑，高中在餐厅打工，考虑过进军餐饮业；大学作业负责文案企划，同学都推派他上台报告，因此认真想过报考政大广告，朝行销企划发展。研究所时，接触到摄影，他认真考虑回乡当起婚摄：备妥一台相机、买好五套礼服，就能在缅甸做新人的生意。
那么，现在的打算是什么？
“我想先跳脱一下缅甸这个主题。”他解释，“我陷得太深、太累了……去拍一个这么在意的东西（缅甸），想改拍一个不是那么熟、可以冷眼旁观的题材。”他希望回到四、五人的小型团队，在台湾偏乡蹲点，拍摄以台湾主题作品。
但有传闻说，赵德胤打算不再拍摄缅甸题材？“不可能啦，缅甸一定还有很多大时代的故事啊。”他再次喃喃着，那几乎被奉为圭臬的电影哲学，“总是要follow你的直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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