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今年在施政报告中，将创新及科技独立成章，而且投放相当‘大手笔’。”1月15日，香港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对记者说，一脸自豪。
特首梁振英1月13日刚刚宣布预留20亿元成立“创科创投基金”、20亿元成立“院校中游研发基金”，再加上5亿元成立“创科生活基金”，投资数目之大前所未见。继2015年底创科及科技局成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亦宣布来港建立“创新中心”后，现在又加上这笔巨款，难怪梁振英信心十足地说，2016年是创新及科技的“开局年”，杨伟雄亦乐得马上和应。
梁振英对香港创新科技寄予厚望，最爱挂在口边的成功例子便是“大疆创新”。这家公司创立于2006年，生产现时风行全球的无人机，据2015年路透社数据显示，大疆在全球拥有7成市占率。2014年，大疆销售额高达30多亿元人民币。
现时，大疆的无人驾驶飞行器在全球得应用日趋普及，除了用作空中监察、高空摄影及搜索拯救之外，还开始在大众市场使用。大疆无人机主打价廉物美，市场同类型单架价值约十几万元人民币，大疆出产的小型飞行拍摄器只售约七千元。
大疆成功普及科技的经验，曾被多份外国媒体报导。2015年5月，美国《纽约时报》就深圳创新公司作出专题报导，指大疆是目前最受国际投资者追捧的公司。大疆研发的无人机“Phantom2 Vision+”被《时代》周刊评为“2014年度十大科技产品”；去年《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全球最具影响力机械产品”，大疆也是唯一入选的华人产品。
香港特首梁振英便一直引用大疆的成功，作为香港创科的“代表作”。去年9月，
他甚至在网志呼吁科大学生毕业后，如果从事创新科技事业，都学习大疆的始创人汪滔。
“我祝愿科大同学们，以汪滔为榜样，创出一番科技事业。” 2014年5月，梁在深圳亲自与汪滔见面后，当晚就发出一篇网志专谈大疆，赞汪滔是“香港培养出来的年轻科技企业家”。后来《南早中文网》报导，那次梁振英为见汪滔一面，连深圳市政府请吃饭都不去，“买了汉堡就在车上吃”。去年，汪滔更被梁委任为“创新及科技咨询委员”。
政界学界热捧大疆成功方程式
35岁的汪滔在杭州出生，与香港唯一的的渊源是大学本科和研究生课程都在香港科技大学完成。
汪滔2003年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退学，被香港科技大学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学系录取。2006年，仍在科大攻读硕士的汪滔，与两名同学创立大疆，开始埋头研发生产直升机飞行控制系统。他的导师李泽湘教授没有放弃这个长期旷课的学生，还为汪滔找寻投资者和合作伙伴。
梁振英称汪滔为“香港培养出来的年轻科技企业家”，科大校长陈繁昌则甚至表扬说，“汪滔是香港的Steve Jobs（乔布斯）”。
陈繁昌见证著汪滔从科大毕业后，到深圳创业的经过。2006年汪滔在香港注册成立“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用的是他在科大获得的奖学金；但他付不起香港高昂租金和人工，2008年在深圳莲花北租了一所破旧民居进行研究。2011年，负责推动科技商品化的“科大创业中心”决定帮助汪滔，以低廉租金向大疆出租办公室，就是与深圳政府合办的产业孵化基地“深圳产学研基地”办公室。2012年底大疆推出无人机“Phamtom”，行销全球。
香港加深圳，全世界很少有一个地区可以集合全部优点。
“汪滔在香港接受教育、注册公司，却将总部和生产基地都设在深圳，是深港在创科领域上两地合作的最佳例子。”陈繁昌对端传媒记者介绍说。
这位大学校长又进一步将香港比喻为“深圳旁的矽谷”：“苹果电脑和手机，设计基地都在美国Cupertino（库比蒂诺，位于美国加州，“矽谷”核心城市之一），但在深圳制作。香港可以同深圳互补，深圳有很多优势，但大学教育香港比较优秀。香港加深圳，全世界很少有一个地区可以集合全部优点。”
梁振英大力推崇汪滔的成功经验，陈繁昌也视之为“港深合作”的范例，二人都认为，这是香港创科的未来出路。
商界巨头：香港“好桥”，深圳生产
不仅仅政府和学界这样看，商家也有相似观点。2015年11月18日，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在香港成立10亿“香港创业者基金”，为本地香港的创业青年提供初创资金和“指导”，然后帮助企业进军内地及全球市场。
成立当日，基金董事、行政会议成员陈智思接受端传媒访问，他提出的创新科技企业成功例子又是“大疆”。他认为，大疆到深圳发展，代表香港创新科技公司未来大趋势。
“几年前我还认为香港要搞创新科技太难了！”陈智思对端传媒记者回忆说，2008年到美国加州出任大学董事，他顺道到矽谷，惊讶发现一个地区如何开展创新文化，和香港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
“那是一个人人都讲‘创新’的地方，那里的人也容易接受新东西。譬如餐馆点菜是用App（应用程式），Uber（优步，那时我想，香港人不容易接受新文化！）当年陈智思眼内的香港，只专注金融、地产，不可能成为下一个矽谷，“在机场翻开香港报纸，新闻每天都只讲股市升跌。楼价节节上升，香港人有钱都拿去买房子，创业始终不是主流。何况租金高、成本高，就算香港人能创业，如何生存呢？香港市场太小，如果创业者只是在香港经营，根本无法生存。”
根据政府统计处资料，2010年时香港只有约1%的就业人口从事科技业，足证创新科技规模小的可怜。
自2000年开始，港府开始发力：先后成立创新科技署、创新科技基金、应用科技研究院、科技园公司，又建成数码港；2004年开始，又不断扩张科学园。2009年，时任特首曾荫权提出发展六大优势产业，其中包括“创新科技产业”，鼓励企业向高科技和科研投资。
到了2013年，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列举四个新近冒起的科技重镇时，香港排名紧随矽谷和纽约之后，被称为“全球最值得留意的新兴科技城市”，力压华盛顿、伦敦、“以色列矽谷”特拉维夫。
到了2015年9月，香港科技园公司已经扶持了超过370家创新科技公司，还有220家现正培育。同一年，在《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更排名亚太地区第二位。
我们是国际城市，不同地区的思维，中西Crossover（合作），可以令创业者想到‘好桥’（好主意），尤其和内地人想的有少少不同（有优势）。
单凭数字来看，香港创新科技的成绩单似乎不错，但在陈智思眼中，多年来都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吸纳这些产业。陈智思认为，“所以香港要与周边地区，即深圳合作，进一步制造优势。”
在陈智思看来，香港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培育相关人。“现在各地企业都看重香港的科研人才，我们是国际城市，不同地区的思维，中西Crossover（合作），可以令创业者想到‘好桥’（好主意），尤其和内地人想的有少少不同（有优势）。”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去年2月来港时，也这样形容香港，“机会很多...... 香港的地理位置、历史、金融、法治，还有完善的大学教育，目前中国大陆没有太多这样Knowledgeable（富有知识）的学生。”
陈智思说，“内地资金肯定比香港多，科研设施也多。现在的企业也会到深圳发展，就如大疆。”
MIT: 发挥香港“邻近中国”的优势
在阿里巴巴宣布来港的同一个月，美国顶尖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MIT）也宣布来港设立全球首个“创新中心”。MIT目标是将香港学生的创新意念推出市场。措施包括：协助学生筹办商业计划、安排学生与企业家互动等。
香港和深圳合作，就可以创造出‘合作’、‘连结’和‘生产’的空间。
公布计划当日，候任创新中心总监Charles G. Sodini教授也在现场。Sodini和香港早有渊源，素来研究香港电子工业的他，1997年与其他学者合著《Made by Hong Kong（香港制造）》。书中点出香港最大优势，是毗邻深圳和珠江三角洲的方便。
“香港创新科技工业应该结合深圳和珠江三角洲的生产力，我1997年已经这么说。”Sodini对端传媒记者说著前三者一样的话。“深圳拥有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可以在一天之内将研究模型量产。香港和深圳合作，就可以创造出‘合作’、‘连结’和‘生产’的空间。”
大疆的成功经验，在Sodini看来也是港深分工合作的结果。“将来香港创新中心的学生们毕业后，可去不同地方创业，我们期待他们会选择中国、美国甚至亚洲各地的不同地方开业。”他认为创新中心的毕业生未来必定会离开香港。“香港需要掌握‘邻近中国’这种特殊优势。”
当梦想照进现实，深港合作不容易
以上四大创科巨头，都一路推举香港在创科产业上与深圳互补合作，深圳政府也不遗余力，招揽香港科技人才北上创业。例如调低创新科技企业所得税至15%，比一般企业的20％-25%低；创新科技企业优先获得深圳政府机构的订单等。
2014年12月，深圳前海开设了“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以协助创新企业孵化加速为目标。截止去年12月，已经有52间香港企业加入。获选团队最高可以获200万元人民币资助、办公场地首年免租和以低于市价租金提供宿舍。
Printact公司创办人吴卓光是进驻深圳前海的香港企业之一。2013年，他和朋友梁荣杰研发3D打印技术，翌年12月被邀请进驻前海，看准的是内地的资金。“内地比香港较容易找到投资者，很多项目如果融资额在100万人民币以下，不难找到投资。”
深圳的生产技术也非常吸引吴卓光。“深圳华强北路是世界最大的零件集散地，几乎所有零件都找得到，买完可以立刻做研发。”吴卓光说，与之相比，“香港制造业已经式微，就算有工程师也找不到工厂生产及加工。”
公司安在深圳，吴卓光也感受到邻近内地市场的方便：“我们目前合作的生产线在长三角附近，在前海创业，可以减少中港跨境沟通的麻烦；而且透过前海业界人士的介绍，我们未来也可以尝试找其他更优秀的内地工厂。”
但与上述优势相比，吴卓光感受到的，更多是“港深合作”的困难。
两地文化的差异常常让他头痛非常。吴卓光回忆说：“中国大陆不如香港重视规矩、程序，很多会议和活动提前两三日才通知，最后一刻才确认所有安排，而且大部分活动都不会准时开始。”
而对科技企业来说，最致命的，还有内地资讯封锁。“很简单，单是无法上Facebook和Google，已是最大问题，关于香港和海外市场的推广，就没法在深圳处理。”无论是市场推广，还是更基本的创意发生与技术革新，资讯流通都是一切创新的最基础。“但始终内地互联网的生态是十分特殊。”吴卓光无奈地说。
在吴卓光看来，大疆很难称得上是“成功模式”，只能算是个异数。“对于香港创新业界来说，大疆其实不算是成功的榜样。不是大疆不成功，而是他不算香港本土企业。”他冷淡地说，汪滔被梁振英标榜“香港培养”，但他认为该公司的始创人始终是土生土长的内地人──更适应内地的特别规则与文化。
“我不肯定大疆是不是一个可以重复的模式，除了他以外，你还可以举到其他相似例子吗？我不知道香港刚毕业的同学，用同样方式是不是一定会成功？”在采访中，他不断地反问。
我不会说在深圳创业就会成功。因为互联网时代市场全球化，不会只靠单一市场，在内地、欧美、星加坡、甚至台湾也可，哪一个地方有利公司发展，我就会去哪里。
在前海的免租期一年后，吴卓光暂时留在深圳发展，但他也有考虑搬回香港：“香港制作硬件的创新科技公司与内地合作始终不可避免，香港进行大规模生产，成本太高了。但是如果香港科技业界推行‘再工业化’成功，我们可能会选择将生产和检测搬回香港。”
吴卓光认为大疆这种“英雄式”的例子，对香港与内地结合的创业环境起不了什么有意义的作用。
“大疆有他可取的地方，但他的成功很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我不会说在深圳创业就会成功。因为互联网时代市场全球化，不会只靠单一市场，在内地、欧美、星加坡、甚至台湾也可，哪一个地方有利公司发展，我就会去哪里。”吴卓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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