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俄罗斯航空的飞机降落在何塞马蒂国际机场草坪，机舱内爆发一阵热烈的掌声。恕我孤陋，还以为是俄国佬在表达对这个热带社会主义岛国的情谊呢，同行的中国朋克梅二提醒我：这是前苏联留下来的遗风。因为苏俄的飞机太老旧，空难出事率高，每当平安抵达，俄国人民都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庆祝自己保住了小命。尽管俄航早已淘汰苏制老式飞机改买空客波音，但俄航的名声还是不佳。
据说北京很快将与哈瓦那直航，但眼下还是得经停转机，而莫斯科到哈瓦那是最经典的“共产主义航线”，只是在莫斯科要停留七个多小时之多。
整整28小时，我居然没见过一个脸上有笑容的俄国人，普京脸似乎真的成了他们的“国脸”，俄航空姐不单面无笑容，甚至说话都是命令式，和欧洲其他航空公司的服务态度大相径庭。我在莫斯科机场大吃一顿俄国菜的想法也落空了，莫斯科机场只有美式快餐和美式咖啡吧，墙上挂着猫王披头士，餐馆咖啡吧内放着爵士乐或R&B（节奏布鲁斯）流行歌。难以想象在苏联解体前，莫斯科机场会是这个样子。
但这似乎不妨碍很多俄国人继续保留一丝昔日的骄傲乃至傲慢——尤其是在古巴面前，俄国堪称“恩主国”。
苏联解体后，古巴经济在1990年代的头三年衰退了38％，对外贸易总额减少了85％，可见对苏联依附程度之深 。那几年，被古巴人称为“特殊时期”，而不特殊的时期，就是躺在苏联人的油桶和粮仓以及武器库上面。
这正体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分裂：一方面，卡斯特罗勇于军事扩张，甚至发动安哥拉战争；另一方面，作为全球左派革命者和激进知识青年心目中的一面旗帜，卡斯特罗却又背叛了他们：1968年布拉格之春，卡斯特罗公然支持苏联入侵捷克。卡斯特罗乐于扮演第三世界新领袖的角色，领导所谓“不结盟运动”；但在苏联人面前，他甘于充当一条随叫随到的猎犬。
苏联与东欧剧变后，陷入绝境的卡斯特罗不得不重新求助于拉美邻居们。巴西前总统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1995年到2003年任巴西总统）曾在自传中透露，某次拉美国家峰会上，私底下有位国家首脑当着其他国家领导人的面质问卡斯特罗：“菲德尔，你究竟要怎样管理你那像粪坑一样的小岛？省得我们总给你收拾烂摊子！”卡多佐称，当时卡斯特罗震惊地抬起了头，说不出话。作为一位右倾经济学家，卡多佐当然反对卡斯特罗，因此才会忍不住披露这个对卡斯特罗和古巴人来说极具羞辱性的秘闻，尽管他没点出是哪位国家首脑竟然敢如此羞辱这位革命盟主偶像。
《僵尸胡安》(Juan de los Muertos)中也曾经恶毒宣泄过古巴人对俄国佬的牢骚——“我X俄国佬他妈，尽把 Ladas牌汽车卖到古巴来！”。不过，既然俄国佬作为老大哥，大包大揽了古巴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古巴人一有不满，把老大哥当成替罪羊也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很多老一辈的古巴人至今留恋苏联，准确地说，是那个有苏联撑腰和援助、以至于没事就想解救水深火热中非洲人民的安逸时代。就连我们的翻译奥斯卡——尽管他英语说的如此流利，尽管他如此熟悉美国文化——也承认自己对苏联人有感情，因为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过得非常安逸。
奥斯卡今年42岁，父亲曾是国有企业的头头，按理他也属于古巴的“官二代”。然而作为廉洁的共产党干部，他的父亲并没有为家庭带来什么额外实惠。奥斯卡是颇有代表性的古巴人，他横跨了古巴的几个时代，身上有怀旧的一面，也有“走入新时代”的强大资本：英语流利，熟悉欧美文化，并且还在学汉语。如果奥斯卡愿意，完全可以做一个很棒的旅行社经理甚至老板，或者专门做古巴和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但他并没有这样的志向。他曾经有机会去香港工作，但完全接受不了香港拥挤高速的生活 。
奥斯卡的生存技巧颇为机动和灵活，身份介乎无业游民和自由职业之间。他有好几个收入来源：做翻译向导是一份收入，偶尔把钓鱼所得卖给黑市贩子也可以小赚一笔，更大的一项产业，则是投资加工牛仔裤用的拉链和扣子。这笔投资每月稳赚150美元，是他的基本固定收入，已经超过一般教师医生工程师了。似乎每个古巴人都在挖空心思，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或者有限的社会资源，去搞副业赚“外快”以脱贫。
但是奥斯卡家庭最大的资产，还是这栋位于维达多区(传统的哈瓦那富人区)、靠近海滨的十九世纪老房子。这是他父亲作为共产党干部从政府得到的唯一实惠。古巴政府如今也慢慢放开了私人房产买卖，奥斯卡说他家房子值8万美元左右，那是一笔巨款。古巴人手上没什么钱，但很少有人流离失所没房住。在医疗 、教育，以及住房保障方面，古巴坚持“社会主义优越性”。
哈瓦那旧城武器广场的二手市场上，有一些苏联东欧的纪念徽章和杯盘，冷不丁会翻出一枚勃列日涅夫的像章。 那是一个共产主义大家庭黄金时代的褪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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