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头大耳的焦钧笑起来很腼腆，但对记者的问题应付自如。因为他自己也曾经是采访线上的同行，之后即使进了农产业界工作，似乎也改不掉“带着距离看人看事”的习惯。
身份的转换，作者在“记者”和“业者”间游移的跨界身份，是《水果政治学》之所以能成书的关键因素。焦钧2005年担任国民党籍立法委员白添枝的助理，白添枝出身农会系统，当时担任台湾省农会常务监事。这是焦钧接触农业议题的开始。摸索了3年政策，2008年起焦钧进入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工作，自已执行起自己当年参与规划的政策。
政策采购 太子党掌分配权
“过去采访新闻，就只是在外围观察。进入农产运销体系，就切进更核心的权力运作。”焦钧回忆自己最重要的经历，就是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北京之后，国共平台共同开启的“采购台湾水果”政策。
焦钧说，在05年搭建的架构中，最上层的当然是“国（民党）共（产党）政策平台”，政策性决定后，由“台湾省农会”和“中华全国合作供销总社”对口，落实采购，在连战时代，省农会本来就是国民党重要基层组织。
北京对台农产品的政策中最大的一宗是3000吨的柳丁，加香蕉。起初中方只买柳丁，但当年出到1500吨后柳丁价格回稳，没有货可以供“政策采购”，于是就将配额留到次年，但隔年柳丁已经不便宜，不需要政策采购，但同时香蕉价格崩跌，后1500吨的配额就用在香蕉上。
“当时我们会觉得，他们的垄断太离谱。”除了杜绝私欲外，即使是政策采购，也要以“农民的利益极大化”为目标。
在焦钧的笔下，经由国共论坛确认的农产品采购政策，几乎同一时间就被国、共两党的一班权贵把持，“那是两岸关系的一个关键点、转捩点和分水岭”。国民党党政高层如何插手介入的经过读来惊心动魄。而在中方，台湾水果进口大陆得靠“特批”，特批背后其实就是太子党，拿台湾水果或者1000箱、5000箱的配额，就是在某些不肖太子党人手上。太子党再卖给这些果品公司，这些太子党光只配额的佣金就收不完。
两岸关系在台湾往往引发两极争论，一般给定的标签是“蓝军赞成两岸交流，绿军反对两岸交流”，但焦钧并不是这两种标签下的任何一种，“蓝跟绿，我从来没有认真反省过自己究竟认同哪一方。”身为第一线的“水果贸易业者”，他不反对水果销中，真正痛心的是一桩好事被搞坏了。
“最难的是摒除人性的私心，真心把它（水果销中）做好。套句（国民党主席暨总统候选人）朱立伦说的，就是‘做好、做完’。”焦钧说，现在回头看，如果有机会重来一次，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避免被私欲把持，而交给专业，“但当时我们会觉得，他们的垄断太离谱。”除了杜绝私欲外，即使是政策采购，也要以“农民的利益极大化”为目标。
回不去的烂掉的市场
焦钧强调，政策采购不是没有价值，它确实有拉抬价格的效果，至少不要让他从新台币10块变3块、2块。但正常贸易就要交给专业人员执行。如果政府可以花大笔钱去日本做农产品的行销推广，是不是应该也要到中国这个市场去，择优去做市场布局，政府再透过合法的补助方式，提供台湾农产品在大陆销售的正规方式。
回到中国大陆的台湾水果市场，焦钧说2005到08年民进党政府多所阻挡；08年国民党重返执政后，也没有再发生农产品过产滞销，真正做成功的正常贸易又不多。再者马政府想在农产销中一事大开大阖做的时候，市场在前3年就已经烂掉了。台湾水果又烂又难吃、假的又很多，海南岛种的、福建种的，根本不是“台湾水果”。
如今“买办”已经是人人喊打，台湾农产品销中也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焦钧举了近来在“天猫国际”上架的台湾米来谈。两岸农业交流如果非得持续进行，这可能会是一个新的试点。
但政策采购毕竟不是正常生意，“政策采购是公务人员把预算花完。但生意是把握机会把钱赚进来，这是两套不同思维， 一手要去想政策，一手要去扛业绩。”焦钧比喻自己执行政策采购任务时陷入人格分裂。离开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后经过一段时间心理调整，觉得应该把这段历史写出来。
如今“买办”已经是人人喊打，台湾农产品销中也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焦钧的书中不只有批判，还有很多激励人心的例子：凤梨释迦、葡萄柚和芭乐，都可以不靠政策采购，循商业机制在中国大陆打出一片天。焦钧举了近来在“天猫国际”上架的台湾米来谈。两岸农业交流如果非得持续进行，这可能会是一个新的试点。
记者最后问：书中揭露很多政、经圈子的细节，不会有压力吗？
焦钧淡淡地回答：“自己人生的选择就是两个，一是社会大众肯定我对农产运销的专业知识；另一个是被觉得是不合群者，我就再也没办法回到这个圈子。就是这个样子而已。这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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