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给我十块钱，众筹“未婚生子”罚款

吴霞和沈博伦的众筹项目只“活”了16个小时。

那是一个不能盈利、充满争议的项目。32岁的吴霞和26岁的沈博伦是一个八周大女婴的妈妈和爸爸。但他们没有结婚，在孩子出生的五个多月前，他们分手了。尽管如此，俩两人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一起抚养。

2015年6月21日，父亲节当天，32岁的吴霞和26岁的沈博伦的女儿出生了。为了给这个“非婚生”的孩子落户，他们须向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缴纳约4.4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抚养费”。吴霞和沈博伦觉得这笔费用并不合理，便在众筹网站“追梦网”上发起了众筹项目──“父亲节筹罚款，给一个上不了户口的新生儿”，请网友一人捐十块钱，筹齐罚款。他们说，希望这场众筹能引起大家对未婚生育政策的反思。

16个小时后，他们接到众筹网站工作人员的电话，说“上面”要求撤掉这个项目。

我自己想生个孩子，也没碍着谁

2015年4月，怀孕七个月的吴霞和沈博伦到北京市计划生育办公室（下称“计生办”）了解非婚生新生儿的户籍办理手续。走出计生办大楼，吴霞忍不住哭了起来，“我自己想生个孩子，也没碍着谁。整个程序真的非常非常繁琐。”

尽管中国现行的《婚姻法》并未明确规定公民要结婚后才能生育，但非婚生孩子要想在出生地落户，必须缴纳一笔“社会抚养费”。这笔费用的征收对象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包括违规生育第二胎的人及非婚生育者。其背后的逻辑是──因为违规出生的人口侵占了社会公共资源，所以要对社会进行经济补偿。仅2012年，中国17个省所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总额就超过了165亿元人民币。

虽然是第一胎生育，但因为属於非婚生子女，吴霞被告知需要徵收4万馀元社会抚养费，这是参照了2013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321元。通常而言，对违规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全国各地徵收标准为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3至10倍，而各区丶县计生部门对徵收标准具有一定的裁决权。更让吴霞难以接受的是，未婚妈妈要想给孩子申请户口，必须出具孩子和生父的亲子鉴定。“那些被男人真的抛弃了的未婚妈妈，在北京是没有办法给孩子上户口的。”吴霞说。

吴霞的身后是一个面目模糊、被边缘化的人群──未婚妈妈。据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统计，2000年法国77.5万新生儿中，非婚生孩子占比42.6％，到2012年，这一比例升至55.8％。但中国至今未有权威机构对这一人群进行统计。在媒体频密的报导中，她们被描绘成一个无知无力的群体，饱尝愛人背叛、社会冷眼、经济压力和政策歧视。

但吴霞显然不属于上述群体。她2001年考入北京大学金融系，两年后转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后留美工作，又攻读美国一流私立大学西北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留美九年后，她回到北京和朋友创办了一家教育创业公司。吴霞说，她们的公司在业内小有名气，且处于盈利状态。

吴霞和她所代表的人群，是经济和意志双重独立的女性，她们不再扮演两性关系中的“弱势者”、不愿为了结婚而结婚、更不能接受婚姻和生育权的“捆绑销售”。

2013年11月，吴霞和沈博伦恋爱。吴霞接受了沈博伦的“不婚主义”，俩人决定以男女朋友的身份孕育一个孩子。翌年10月，吴霞怀孕。三个月后，俩人感情出现变故，共同决定分手，但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在美国生活时，吴霞接触过很多关于堕胎的讨论，在尊重女性选择权还是尊重生命的思辨中，她的天平始终倾向于生命。另一个原因是，32岁的吴霞真的想要一个孩子，“我觉得我已经到了一个可以为这个孩子负责的年龄，我知道自己后面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吴霞的教育项目中，她热衷于向青少年传输这样的观念：一、人是可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的，二、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重要的是有，问题意识

由始至终，26岁的沈博伦都没有和吴霞提过两件事──一个是结婚，一个是堕胎。

在吴霞眼中，沈博伦是一个“只能按自己意愿生活的人”。他成长于上海和北京，后考入中国传媒大学读传播学。毕业后，沈博伦进入一家活动营销公司，“天天都在做我觉得没意思的东西”。

2013年，工作一年的沈博伦辞了职，发起一个名为“＋box”的项目：他用一年半的时间走访中国的十个城市，在每个城市采访100个年轻人──如果给你一个机会问全世界同龄人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

沈博伦将收集到的问题剪辑成数个短片，在全国各地展览。《纽约时报》中文网曾以《一位迷茫青年纪录同代人的千个问题》为标题报导他的故事。不久前，他携短片参展了芬兰赫尔辛基艺术节。

沈博伦镜头中的年轻人并没有抛出任何令人印象深刻的问题，大多绕不开爱情、婚姻、自由、工作、买房等社会议题。但沈博伦说：“你看到一个问题觉得很无聊，我看到的是为什么这么无聊，是什么造成这种无聊。”

吴霞也认为：“问的问题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问问题的意识。”

当吴霞和沈博伦走出计生办大楼时，一个问题让他们感到困扰──生育权为什么要和婚姻捆绑在一起？

吴霞记得，接待自己和沈博伦的工作人员几次三番地强调──他们可以先结婚，等给孩子办理好注册手续后再离婚。“这里面隐含了很多的不理解和同情，因为他会建议一个对我来说并不合理、我没有办法去做的选择。”吴霞说。她和沈博伦都认为，不应该委屈求全去适应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制度存在的目的是让人更好地生存，而不是限制人的生存。”沈博伦说。在采访中，他和吴霞都多次提到“意识先行，制度在后”。对他们来说，在追梦网上的众筹就是一个唤醒大众个体意识的项目。

这个项目在上线16小时后被迫下架，已筹得的九千多元被悉数退还给三百多名捐款者。

“被下架”的遭遇更让吴霞和沈博伦觉得要继续这个的项目，“触到痛点了。”吴霞说。

沈博伦说：“必须来个第二篇，必须还得筹！”

讨论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吧

6月23日，沈博伦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发表《“未婚生子”筹罚款被迫下架，我们决定自己发起这场众筹》。截至8月12日，这篇文章共被阅读了7.8万多次，收获742个“赞”及两千三百多人次的捐款。

一些支持者向沈博伦和吴霞诉说自己类似的经历。她们曾迫于男友的压力无奈堕胎，至今非常后悔；还有人曾试图独自生养孩子，但了解到相关政策后放弃了这个念头。

“反抗这个体制，意识非常牛逼！”有人留言道。

沈博伦和吴霞做了一件他们不敢想也不敢做的事情，这件事的代价之一，是围观中的不解、歧视和娱乐心态。

有人骂：“你们这样做不就是让公众为个人行为买单吗？”

还有人说：“不要试图去改变一个国家社会制度，毕竟制度在前、行为在后。”

更多的人身攻击落在吴霞和沈博伦头上。在微博讨论中，吴霞变成了那个“好傻好天真”、“不结婚就给别人生孩子”的傻姑娘，沈博伦则沦为“不负责任”、“哗衆取宠”的“渣男”。

顶着“渣男”的称号，沈博伦马不停蹄地接受采访、上节目，关于沈博伦“自我炒作”的声音尘嚣日上。这些争议似乎并没有困扰到他，沈博伦不时转发一些指责自己的评论，并用玩世不恭的讽刺回覆对方。问他是不是自我炒作时，沈博伦非常干脆地说“当然不是”，并不打算做进一步解释。

7月，沈博伦参与录制了上海东方卫视的一档节目──《東方直播室》 。该节目在官方微博上这样介绍道：“他生下孩子却拒绝婚姻，她未婚先孕却提出分手！婚前性行为在年轻人当中已成普遍现象，但不结婚生育孩子你能接受吗？”

那是一期令人感到难堪的节目，聚焦在单身妈妈如何辛苦、未婚生子有伤风化等口水仗中，几乎没有涉及关于生育和婚姻政策的讨论。沈博伦看起来有点无助，他用“我们想结婚就结婚，不想结就不结”招架几位专家的轮番质问。另一位嘉宾是个独自抚养女儿长大的单身妈妈。“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这位妈妈义正言辞道。

节目播出后，沈博伦“渣男”的名声愈加响亮。

“一定会失焦。”沈博伦说，“这些反应是整个讨论的一部分。大家开始讨论就可以了，讨论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吧。”

在决定发起众筹之前，沈博伦和吴霞就设想过所有可能出现的反馈。“我们是做好准备被大家消费的。”吴霞说，“即便大家对这件事的评价是负面的，评论者的价值观也是被冲击到的。”

尽管这样说，东方卫视的节目之后，沈博伦和吴霞对媒体采访进行了更为谨慎的筛选。

代际冲突：她要成为她自己

不少媒体在报导中对吴霞和沈博伦释放出善意，这当中不乏一些国外媒体。但沈博伦却拒绝了《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外媒的采访。

“他们说没有政治性，但一定有政治倾向。整篇文章以我们为切入点，后面报导全是中国的政策。”沈博伦说，“我不关心政治，对修改政策也不感兴趣，我的工作是引导、推动意识。”

这个别人眼中的“先锋”青年在政策和意识的关系中有点迷失。他希望脱离政治来谈意识，又发现很难做到。“像鲁迅说的，药不能救中国。法律也不能，要救中国是意识，所以要有文化、艺术来推动。”讲完这句，他又说，“这件事情牵扯到政治是不得已”。

让沈博伦烦恼的事情并不只这一件。为了照顾女儿，他借住在吴霞家里，和吴霞的母亲共处一室。

“不说话，能不见就不见。”沈博伦说。他从来不看吴霞的母亲，也不交谈。吃饭时吴霞和她母亲一起吃，沈博伦则一个人叫外卖。“我不跟她们吃，多奇怪啊！”

忍受这个奇怪而尴尬的场面，是沈博伦为女儿做出的妥协，亦是吴霞的母亲为女儿做出的让步。

“我父母肯定恨死他了。”吴霞说，她能感觉到母亲的难过和委屈。吴霞的母亲曾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出于对女儿健康的考虑，父母都支持吴霞把孩子生下来。

“他们还是会觉得我这种状况有点丢人吧。”父母并不理解吴霞的做法。他们觉得结了婚才能生孩子，既然违反了国家规定，就应该按照政策交罚款。

在生儿育女这一点上，双方的父母颇为一致。沈博伦的父母也希望儿子能和吴霞结婚。

在沈博伦的描述中，他的家“和中国大部分家庭一样”，是一个“很多时候并不那么显现出爱”的家庭。父亲经常出差，儿时的沈博伦曾多次长时间见不到父亲，亦目睹父母经久的争吵。“小时候不希望他们离婚，现在觉得离婚也就离了呗。”停了一下，又说，“（如果离了）任何一方都会比较孤独吧。”

有次父亲来北京，和沈博伦一起吃饭。告别的时候，沈博伦告诉他：“我跟你说件事儿啊，那谁怀孕了。”

说完，沈博伦就走了。

“我有屏蔽功能，他们说再多我也不愿意说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无效沟通。”

沈博伦的做法难免显得不近人情。对不少年轻人来说，他们愿意为了照顾父母的感受，牺牲掉自己一部分的自主性。

但吴霞和沈博伦不愿意。这个选择的成本不仅仅是政策和传统观念的碾轧，还包括亲情的裂痕以及生活中的种种不便。

一切都只是个开始。他们将凑齐43910元的“社会抚养费”，给女儿落户，并以外人看来颇为奇怪和尴尬的关系共同抚养这个孩子。而围绕“众筹生子”的关注和争议，已慢慢消散了。

问及社会对自己最大的误解。吴霞说，很多人觉得她处在很可怜的位置上。“即便别人是很善意的同情，都是一种伤害。它会让你觉得你是需要被同情的、你是可怜的。”

同样的问题丢给沈博伦，他的回答是“还好吧”。

沈博伦给女儿起了小名，叫“吴所谓”。“名字只是个代号。”吴霞和沈博伦说，“她要成为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