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10年法庭书记，42岁的谭志辉终于忍无可忍，决定控告政府，挑战香港政府聘用他的制度。
在香港高等法院，谭志辉任职法庭书记，工作之一是为法官打判词，一打就打了十年。由于他经验丰富，人人见到他，都尊称他为“师傅”、“谭Sir”。不过，原来他只是政府的短期合约员工，每月薪金只有坐在隔离同职级同事的三分之一。
其他同事，在办公室后面谑称谭志辉为“N仔”。所谓“N仔”，就是合约制非公务员（Non-Civil Service Contract）。这是香港政府自1999年开始推行的聘用政策。
自1999年起，政府推行“公务员体制改革”：一次过取消新入职公务员的长俸待遇、两次（2000年7月及2003年3月）推行自愿退休计划（俗称“肥鸡餐”）、3次（2000年4月、2007年8月及2010年10月）调整新公务员入职薪酬和福利、4年内（2003年至2007年）停止招聘公务员，及聘用大量“合约制非公务员”。
这个改革为香港政府成功削减开支，但同时亦带来不可避免的隐患。自1999年起，香港政府大楼的写字楼内就开始弥漫着一种内部矛盾的暗涌。
做了14年的N 仔
公务员体制改革推行之后，香港公务员人数由2000年的19万8千个，缩减至2007年的16万1千个，减幅19%。截至2015年3月31日，香港特区政府有16万3千645个
公务员，实际上内部分为“旧公务员”、“新公务员”，另有1万2千个“合约制非公务员”。
谭志辉就是1万2千个“合约制非公务员”的其中之一。从14年前开始，他就一直做“N仔”。
1997年，谭志辉在香港城市大学工商管理学系毕业，他的志愿是成为公务员。2001年，他先成为环境食物局临时翻译主任，后来在民政事务处担任项目统筹员，但工作一直以合约制进行。换言之，他算不上一名公务员。
2005年，谭志辉到高等法院成为法庭书记，每天在金钟高等法院10楼工作。法庭有30名书记，大半比他迟进政府。谭志辉点点头说：“我资历比其他人深，所以人家给脸子都称我‘师傅’ ，出了紧急状况，有时甚至我请了病假，他们也要打电话问我。另外，我打中文字比其他人都快，每次收到指示，可以即日交稿，不少法官都会叫我帮手打判词。”
42岁离职时，他月薪为17000港元，但新入职的公务员，法庭书记月薪30000港元。
谭志辉一做便是10年，对法庭文书工作驾轻就熟，但薪酬始终比同职级的公务员低很多。他翻查自己的入息纪录，10年前入职合约司法制书记时他的月薪为9000港元，42岁离职时，他月薪为17000港元，但新入职的公务员，法庭书记月薪30000港元，年纪比他轻，工作经验比他少。谭志辉说这个制度让他觉得不公平。
N次被贬
因为身份始终是短期合约员工，谭志辉每3个月至1年，便要由上司安排签署表格续约1次。
“有时是半年，有时是一年，总之都是短期合约。”谭志辉说，曾经他也对自己转正成为真正的公务员抱有希望，但14年来希望不断落空。
2002年，梁锦松出任财政司司长，政府宣布有600多亿赤字，公务员要裁员削减开支，2003年4月起停止招聘公务员。谭志辉看着招聘栏写着“停止招聘”时，只得无奈地等，暂时维持一直和政府签短期合约的关系。
2015年1月，政府又突然改变政策，指法庭书记一职只可以由真正的公务员担任。“我被法庭事务经理召见，说最近刚好有法官退休，那法官的书记是公务员，会被安排跟我跟了6年的法官，所以我只能改派其他工作。”谭志辉回忆说。
我随时可以被逐出政府。我十年努力化为乌有，要重头再来。
之后，谭志辉突然被贬成“法庭排期主任”。面对突如其来的贬职，这个“N仔”无力反抗。“日后还可能因为政府再改变政策，我随时可以被逐出政府。我十年努力化为乌有，要重头再来，好唔抵（不值得）及唔忿气（心中不平）。”谭志辉说他忍够了。
2015年6月，他入禀控告香港政府，向港府申请司法覆核（Judicial Review，是司法机关审查政府机关决定是否合法的法律程序）。谭志辉要挑战政府，指出非公务员合约政策违反基本法。
喜旧厌新的公务员
事实上，与谭志辉拥有相似命运的“N仔”，是香港政府人事架构内最底层的一群。对谭志辉告政府的行动，许多“N仔”为了谋生表面上保持沉默，但私底下都为谭的行动叫好。
“以前俞宗怡（前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一方面赞‘N仔’ 面试公务员有经验、有优势，但另一方面又说要一视同仁、公开招聘，不是自相矛盾吗？早就应该有人司法覆核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N仔”法庭书记说。
另外，谭志辉此举也令另一群公务员蠢蠢欲动，他们就是在体制改革后才新加入的“新入职公务员”。
29岁的李小姐在劳工处任行政主任3年，感受到不同年代入职的公务员待遇差天共地，“改革前公务员入职有30天年假，工作满10年增至40.5天。我们这一代，入职年假只有18日，之后最多增至22日。”
迟了一点进来政府，待遇差天共地。但工作分量，却一模一样。
33岁的张先生（化名）现时在民政署任行政主任，他在2007年政府重新招聘公务员时才入职，也同样感受到差别。“最大分别在于员工福利，首先旧制公务员有退休终身长俸，而且金额会随通胀调整。”根据公务员事务局数据，本港约有12万退休公务员每月领取长俸，有29人更每月领取超过10万。“新入职公务员与私人机构一样只有强制性公积金，由政府与雇员共同供款，退休时取回款项，那跟私人机构没分别。”
张先生指出，旧制公务员的子女在香港和英国读书都有教育津贴，因此以往公务员大多送子女到英国读书，但新制取消到英国升学的津贴。“1990年以前入职的公务员，晋升为高级公务员时可获分配政府宿舍，面积达千多平方呎，更在跑马地、何文田这些豪宅区，租金只需薪酬的7%，所以以前很多公务员有钱炒股、买房子，退休也有几间房子在手。”张先生说。
张先生慨叹：“迟了一点进来政府，待遇差天共地。但工作分量，却一模一样。”
工会帮不了
“N仔”、新公务员、旧公务员，于是香港政府同一写字楼内，出现以不同雇佣制度来区分的3种员工。他们工作量类同，却同工不同酬。
事实上，香港有数十个公务员工会可以替他们向政府争取合理权益，例如华员会、高级公务员协会、纪律部队工会、警察员佐级协会、香港公务员总工会、政府人员协会等，分别代表不同阶层和工种的公务员利益。每年公务员事务局都会与工会代表见面，讨论加薪或福利问题。
但新入职公务员普遍认为工会没有为他们尽力，“这些工会成员都是旧制度下的公务员。王永平做局长时，他削减公务员薪 酬开支的策略非常聪明，只削新入职公务员的薪酬，旧的完全没有影响，所以工会没有人会反对。他们已经‘上岸’ 。”在民政署任行政主任的张先生（化名）说。
我看不到现在还可以争取到什么。
香港公务员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庭，1970年加入政府，他对工会所能争取到的福利不太乐观。“99年开始的政府私营化改革，造成员工政府对立，但我们没有策略对抗，结果以前的福利，大部分都没有了。99年以来我们成功争取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和将新入职公务员的6年试用期缩减至3年，但我看不到现在还可以争取到什么。”
他亦指出，新人没有挺身而争取，“现在的新人要我们‘煮给你吃’ ，为他们争取，但他们却不愿意亲自争取。因为新入职公务员起码要通过3年试用期，他们怕失去工作，所以不肯出声。但我们不可能替他们争取一切，新人必须有动力和工会合作。”
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是“公务员体制改革”的主要执行者。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3年后王永平上任，在2000至2006年任内大幅降低公务员数目，削减新公务员入职薪酬及福利。
“当时我要对公务员减薪，是因为经济环境很差，私人机构也大幅减薪，市民要求公务员共渡时艰，这个改革没有不合理，连我也冻薪一年。”王永平称，当时改革目的，是为平衡社会和公务员利益。
你接受就来，不接受可以不来。
对谭志辉案件，王永平指出合约制是一种政府的权宜措施，“任何机构都应该有弹性聘请临时雇员，典型例子是邮政局，每年有某段时间会有很多信件，例如圣诞节，需要聘请临时工去处理。另一例子是，工程为时3年，我便只请3年合约员工。”他认为应征者应该明白，合约制员工和公务员待遇有差别，“你接受就来，不接受可以不来。”
这10年里，谭志辉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N仔，也透过外面的综合考试制度3次尝试考公务员。“08年、10年、12年我都考过，第一次面试成功，最后在Waiting List（候选名单）没有选上；另外两次未面试已收到拒绝信。我不服。”
“我明明白白在政府已服务了14年，为什么我不可以是一名公务员？”回想过去努力，谭志辉愤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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