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捐赠者因陆港开展器官移植共享后却步，你认同吗“身上器官是我的，我喜欢怎样便怎样”吗？
退出没有大爱，甚至要面对刑事调查？你认为政府的做法会否加深中港两地矛盾？
你如何看待中港设立跨境器官捐赠机制？当器官捐赠上升到国安层面，会否进一步削减捐赠意愿？
5月23日，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出席行政会议时表示，留意到近日有不少人取消器官捐赠申请，形容行为是“破坏整个系统的行径”，更严重谴责那些些尝试破坏器官捐赠系统的人。并表示已要求警方调查当中是否有违法行为。随后，大律师汤家骅向传媒表示，同意取消捐赠属“软对抗”，更指有机会干犯《刑事罪行条例》的煽动意图罪。
此前，政府发言人发表评论，指政府的捐赠登记名册在2022年12月起，共接获5785起取消登记申请，数字远比过去要高，但当中有2905起从未登记过。
政府在2008年开设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人数从2009年的45,150人增至现时超过357,000人，但在一宗女婴跨境移植案件后，登记人数却有所回落。
“特事特办”的一次器官移植
2022年12月，一名女婴需要在香港接心脏移植手术，但四出寻获不果。在香港向中央求助，港府首次“特事特办”处理之后，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成功为女童配对心脏，更于当晚完成手术。
在女童手术后，有立法会议员向政府提出“跨境器官捐赠机制”，更提议把香港目前的自愿器捐赠改为预设默许捐赠。3月，同为肝脏移植专家的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到北京与中国国家卫健委商讨方案。4月，卢宠茂到广州参观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
翻查资料，香港曾有数次跨境捐赠成功的案例，当中台湾曾在1999年捐赠一个肝脏来港，而香港亦曾在2010年和2016年把肝脏往到台湾进行移植。而在2016年，有市民因心肌炎引发心脏衰竭，当时大陆曾建议安排一个来自广州的心脏到香港移植，但因为无法确保心脏在运输下的质素，该市民在接受了香港一位50岁妇人的心脏移植后，最后因多器官衰竭而病逝。
5月25日，立法会通过议案，促请政府尽快落实与大陆器官移植合作的法律框架。卢宠茂于会上强调，机制将会由两级组成，第一层是“港器官港用”，而当两地制度无法成功配对器官后，才会启动第二级机制，让两地政府寻找适合的器官作跨境配对。
自己器官自己选择？
政府的做法未有获得市民普遍支持。在有关新闻的留言区中，有网民留言道“身上器官是我的，我喜欢怎样便怎样”、亦有市民指出该政策是“一条送中法案”。当中围绕的，是对器官自主的讨论。
1999年，时任卫生福利局局长霍罗兆贞在总结器官捐赠议案时表示，“‘捐赠’一词本身，反映这是出于自愿的行为。任何强制性的措施均会与‘捐赠’的原意背道而驰”，指出政策成效需要依赖捐赠者本身的自发意愿。
面对质疑，威尔斯医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教授李锦滔表示，不少欧美国家亦有跨市、跨州，甚至跨国的移植机制，而香港的器官捐赠情况并不理想。以肾衰竭为例，轮候病人有超过2200位，但过去几年遗体肾藏捐赠均在40至50之间，指出港人器官送到大陆的机率十分低，反而是大陆捐赠数字较香港高，认为港人可从中得益。
在社交媒体上及上讨论区上，仍有网民发贴文呼吁市民取消器官捐赠登记。
香港人爱心减退？
李锦滔在面对传媒时表示，留意到近年器官捐赠和捐血数字都令人失望，担心香港人的爱心有所减退。在相关新闻下，有留言道“（爱心）不会无缘无故的减退”和“为甚么今日香港人会被政府认为爱心减退呢？不如不如高官权贵先抚心自问先吧！”
5月28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于社交平台宣传器官捐赠，认为有人存心造谣，“借题发挥制造大陆和香港之间的矛盾，呼吁市民退出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
现时在Google搜寻栏中输入“如何取消”，第一项建议即是“如何取消器官捐赠”，足以反映大众忧虑。
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釉亦在访问中指出，近期器官捐赠退出的数字的确高，“但要是有这么多人退出，加上政府这几天的言论，那会否给人感觉，就是退出便是没有大爱，又甚至要面对刑事调查……这对宣传捐赠计划没什么好处。”
不少网民批评李家超谴责取消申请者是在激化矛盾，评论员曾志豪亦撰文表示，“就算香港人真的不愿意向大陆捐赠器官，这最多是一个教育问题，为什么会变成警察立案调查的方向呢？勉强无幸福，器官捐赠讲究是‘自愿’，而不是情绪勒索，动辄便扣一顶‘血浓于水’或国家安全的帽子”。
你如何看待中港设立跨境器官捐赠机制？政府的回应会否削弱捐赠意愿？
文：端传媒实习记者马碧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