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将“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如今新一届政治局委员无女性对外界释放出怎样的讯号？
你认为在中国实行政治席位的“性别配额制”有何阻碍？
有评论认为，哪怕有女性进入中共高层，也不过是承载党的意志，你是否认同？
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一位女性成员进入名单，打破了20年来的不成文传统，引发各界关注。有评论者认为，这是中国女性在政治代表性的倒退。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中国研究者陆风鸣表示，尽管没有女性的政治局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但性别平衡并非习近平政治议程的优先考量，他更关心的是“在政治局中建立一支可靠的团队来执行他的政策”。
尽管中国政府将“男女平等”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但中国的权力高层一直少有女性的身影。女性从未在作为最高决策层的七人政治局常委占有一席；现今国务院26个部门的部长，没有一位是女性。
在各省、市及自治区的31名党委书记中，贵州省委书记谌贻琴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在此之前，她被外界普遍预测为接替孙春兰，出任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热门人选。但最终，谌贻琴只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会有205名委员，其中女性占11人。
新中国权力顶层的女性
1949年以来，政治局曾经有过8位女性委员，分别是江青、叶群、吴桂贤、邓颖超、陈慕华、吴仪、刘延东以及即将退休的孙春兰（其中吴桂贤和陈慕华是候补委员），八人中有三人是领导人的妻子。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援引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中国政治方向高级讲师Minglu Chen的分析称，中国官员一般通过发展其所在城市或省份的经济实力来提升党内地位，而中国的女性官员却很少得到这方面的工作。她们往往被安排进医疗、教育、文化等没有那么重要的领域，这极大限制了她们升职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匹泽学院（Pitzer College）政治研究助理教授Liu HanZhang表示，“大多数时候，当男性政治人士不想处理危机时，女性就会被推到前线”。
孙春兰与她的前辈吴仪都曾在公共健康重大危机中承担重要责任。2003年，吴仪接手了非典疫情的防控，在卫生部长张文康因为掩盖疫情而被免职之后，她兼任了卫生部部长一职。
将近二十年之后的2020年初，工人出身的孙春兰前往疫情正快速蔓延的武汉，在那里呆了将近一百天，被认为是中南海最高层在抗疫前线的代表。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中国政治专家史宗瀚（Victor Shih）认为，现行制度对孙春兰极不公平，当几位资历较薄的男同事进入常委时，她将在政治局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他表示，“孙春兰都是一位不可思议的政治家，在民主制度下，具有这些品质的政治家很可能会当选为国家领导人。”
承载党的意志的她们能否为女性说话？
与此同时，清零政策之下，孙春兰的一举一动都承载了党的意志，她成为严格疫情限制管控的执行者和代言人，在疫情爆发的城市，孙春兰成为网民发泄不满和怒火的对象。
在当下体制内，位于权力顶层的女性政治家能在多大程度上从自身性别的角度出发，推动保护女性权益、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似乎不容乐观。
另一方面，在非民主的选举体制之下，参政比例的数据，也未必能反映女性政治参与的真实情况。
根据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United State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简报统计，在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女性占全国人大的25%和政协委员的20%。而美国国会中女性占27%。但在美国，女性能够担任政治要职，包括副总统卡贺锦丽（Kamala Harris）和众议院议长南希·裴洛西（Nancy Pelosi）。
回顾历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邓颖超和蔡畅等妇联领导的推动下，形成了一套建立在“委任制”基础上的保护妇女参政名额的政策。然而，上海大学社科院教授闵冬潮认为，由上而下的保护妇女参政的政策如果没有由下而上的基层妇女的支持与民主参与，当保障公民权利的民主系统缺失时，妇女参政就成为了“文革时期专制体制的附庸和牺牲”。
然而，女性治理和政治代表性的提升在一党制国家仍有积极的意义。作为威权主义国家的卢旺达曾为增加妇女参政比例实行种种措施，例如设立性别事务部、在各级政府组织妇女委员会、在选举中按照性别进行席位的配额。人类学家Jennie E. Burnet通过研究发现，“即使是由专制政权实施，从上而下的性别倡议，仍然可以导致政治主体性的确立，并为民主化与女性地位的提升铺平道路。”
在你看来，新一届政治局委员无一女性，对外界释放出怎样的讯号？
文：端传媒实习记者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