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何看待现代科技在大规模公民运动中正面和负面的作用？
疫情管制措施会否对抗议抗议示威活动产生长远的影响？
当抗议示威难以达至目的，你怎么看公民运动的未来？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非暴力及暴力运动与结果数据库”（NAVCO）的统计显示，在全球范围内，非暴力抵抗的成功率正在急遽下降。
根据《纽约时报》对数据的总结，在2000年代初，诉求系统变革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的成功率高达三分之二。2010年代末，成功率减半至三分之一。而近两年抗议活动的成功率，则已经降至六分之一。
21世纪是公民运动兴起的世纪。在21世纪的前20年，要求推翻政府的大规模抗议运动，比整个20世纪加起来都多。
在研究社会运动的政治学家Erica Chenoweth和Maria J. Stephan2011年出版的《为何非暴力抗争有效》（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一书中，通过研究1900年之后一个多世纪的运动与抗争史，作者发现，相比起暴力武装冲突，以抗议、抵制以及公民不服从为主要形式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成功率要高两倍。
然而，我们可能正在见证这一趋势被扭转。近两年，塔利班推翻阿富汗政府，美军也从阿富汗撤军，而缅甸和白俄罗斯的群众运动被残酷地镇压，受到国际关注的伊朗抗议活动的前景则尚不明确。阅读Chenoweth的研究，我们得知，这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统计学意义来说，大规模非暴力抗争首次失去对武装叛乱的明显优势。
抗议活动的新可能与新挑战
大规模抗议越来越难以成功，其主因是政权正变得越来越坚不可摧。根据研究，通过对运动进行监控与分化，传播政治宣传和虚假信息，并在危急情况下宣布紧急状态等多种方式，政府可有效地对运动进行镇压。
近年来，示威抗议越来越依赖数码技术进行组织。一条记录警察暴力的影片，便可以迅速引发规模可观的人群走上街头。社交媒体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动员能力，2017年，美国的妇女游行（2017 Women’s March）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聚集了高达350万的支持者。
Chenoweth曾经认为，参与人数越多，运动的成功概率就越大。不过，她也指出，尽管社交媒体能够促进运动的动员，但却未必有能力维持它。
根据社会学者Zeynep Tufekci的观察，在数码时代，抗议活动的规模不再是衡量运动强度的可靠指标，民权运动在六十年代时花费九个月时间聚集起的二十余万人，在今天也许只需要几条推文。然而，更多的准备意味著更严密的组织与更深的共识，运动也更有潜能持续下去，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但是，对数码技术的依赖也可能让运动暴露更多弱点。在数码极权时代，政府在利用网络审查技术识别、监视并镇压异议者，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分化运动等方面，已变得越来越熟练。伊朗政府，则在全国范围内直接中断互联网络，降低抗议群体内部的联络效率，堵塞示威者向国际社会求援的通道。
疫情为管制提供新理由
尽管倒退的趋势在COVID-19疫情前就已出现，但学者们担忧政府可能利用大流行病扩张政府权力。国际非营利法中心（ICNL）指出，全球153个国家出台了限制集会的措施，59个国家通过了限制言论的法规，而110个国家发布紧急状态声明，扩大了行政部门的裁决权力。
在香港，便有反对押后立法会选举的示威者因违反“限聚令”被捕，而香港警方亦在2020和2021年以防疫为由反对支联会举办“六四”集会。
2020年，印度莫迪政府以疫情为由，实施为期三周禁止公众聚会的禁令，有效地压制了反对《公民法修正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者认为，该修正案排斥和歧视穆斯林。
而为应对疫情而采用的大规模监控，让政府有能力将示威抗议扼杀在萌芽之中。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之后，准备前往省会郑州维权的储户的“豫康码”被赋“红码”，自由出行受到限制。在紧急卫生状态与数字化管制的结合之下，维稳正变得更加轻易。
当抗议示威难以达至目的，你怎么看公民运动的未来？
文：端传媒实习记者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