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演员本身的性倾向和所演绎角色之间有怎样的关联？相似的生命体验和立场在诠释角色时有多重要？
有人认为，反对异性恋演员出演同性恋角色是过度追求政治正确的做法，你认同吗？
你是否认同应该淡化性倾向在影视作品中的位置，例如不再强调“同性爱情电影”，只作为“爱情电影”欣赏？
早前，讲述一方罹患阿兹海默症的老年男同性恋伴侣故事的电影《永远的我们》（Supernova, 2020）选角引发争议，因两位主演哥连·费夫（Colin Firth，又译柯林·佛斯）和史丹利·特治（Stanley Tucci，又译史丹利·图奇）都不是同性恋者。
批评者认为，有许多同性恋演员和导演没有机会在银幕上演绎自己群体的故事，但观众和制作方却选择了异性恋演员，因为由同性恋者导演或出演的同性恋影视作品得不到足够的关注。
费夫和特治在访问中曾表示，观影的同性恋人群对电影评价良好，导演哈利·麦昆（Harry Macqueen）更称来自酷儿群体的支持是现象级的。然而，三人依然承认银幕上的同性恋形象缺乏来自该群体内部的表达。
银幕上的LGBTQ+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为一个异性恋者讲述酷儿故事，并获得奥斯卡奖的世界买单，尤其是我们酷儿连试镜这些角色的机会都没有。”公开出柜的男演员罗宾德哈苏（Robin de Jesús）曾这样说。他出演了同性恋题材的电影《男孩夜派对》（The Boys in the Band）。这部Netflix制作的电影在2020年上映，故事基于同名舞台剧改编，主演全部选用公开出柜的男同性恋演员。
获得包括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等70余奖项的同性恋爱情电影《断背山》（Brokeback Mountain），正是异性恋者讲述同性恋故事的作品，导演李安和两位男主演都是异性恋者。
罗宾德哈苏补充，作为同性恋者，他也想出演异性恋角色。他期望LGBTQ+群体可以在银幕上出演自己群体故事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流动性，即不同性向的演员能够实现机会平等。
2020年版《男孩夜派对》的导演乔·曼特洛（Joe Mantello）表示，全部采用已出柜同性恋主演的做法改变了故事的叙事方法，演员之间的情谊和亲密感减少了故事的残酷性，他们之间自然的化学反应也改变了演绎方式。
讲述女同性恋故事的经典法国电影《接近无限温暖的蓝》（La vie d'Adèle – Chapitres 1 & 2，又译《阿黛尔的生活》）的导演是一位男性，导演和两位女主演都凭借本片赢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因为导演的性别和电影中的性爱画面，这部电影曾被批评展现的是男人的性幻想，而非讲述女同性恋者的故事。
同性恋演员机会平等问题
罗宾德哈苏提到的同性恋演员机会不平等问题，是演艺圈长年累月的问题。同样出演了《男孩夜派对》的著名演员马修·波莫（Matt Bomer）曾与DC电影《超人—强战回归》主角机会擦肩而过，正因为片方不喜欢他的同性恋身份。尽管当时的他并没有公开出柜，据作家杰姬·柯林斯（Jackie Collins）透露，波莫的经纪人告诉他，不喜欢波莫的知情人告诉了片方他的同性恋身份，片方得知后决定不选用他。
随著LGBTQ+平权思想普及，影视圈内部开始反思过往的传统。
以出演漫威角色黑寡妇为众人熟知的施嘉莉·祖安逊（Scarlett Johansson）曾计划投资并出演主角为跨性别男性的传记电影《Rub & Tug》。这一计划收到了众多质疑，跨性别女演员杰米·克莱顿（Jamie Clayton）在推特直斥 “跨性别演员除了跨性别角色什么都接不到，现实情况如此，我们根本得不到机会。你们敢让跨性别演员出演非跨性别角色吗？”
祖安逊最终选择了道歉并退出该电影项目。
网友讨论
有网友认为，异性恋班底制作的同性爱情电影可能会局限于异性恋视角，使描绘的同性恋群体沦为客体。有网友提出，“当一部同志电影的工作人员是异性恋为主的话，呈现出来的就会是符合异性恋想像的‘同志电影’，同志们只是被代言、消费，而不是让大众更了解这个群体。”
另有人将同性恋演员的境遇与台湾原住民族群演员类比，认为“对于同志族群来说，他们的生命经验有太多时间在扮演异性恋，会对演出机会愤愤不平是可以理解的”。她认为“一个群体的故事能不能被他者诠释，是群体本身才能决定的事情。”
持相反意见者则认为，演员的生命体验和出演角色并非必然挂钩，因为演员的工作就是诠释有不同经历的角色。有网友说：“但演员就是必须‘演出’不符自己生命经验的角色才叫演出，因此应该努力的方向并非争执谁该演谁，而是‘提升整个产业的友善程度’。”而有网友则举出了张国荣的例子，认为张国荣成功演绎了同性恋角色被评价为本色出演是不公平的，因为这种评价否认了他本身的演技和努力。不少网友认为，应该淡化性倾向在角色和演员身上的标签。
你是否赞同应该多让LGBTQ+人士在银幕上出演自己群体的角色？
文：端传媒实习记者王瑜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