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双减”政策能否解决中国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为什么？
有人认为限制课外辅导机构可以促进教育资源公平分配，避免阶级固化，你同意吗？
课外辅导机构虽产生花费，但同时亦分担了家长的辅导任务，你认为教培机构的盛行对家长及学生的角色为何？
7月24日，中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文件），舆论称之为对教培行业“史上最严”的监管政策。
“双减”文件的第一减是学校布置功课的数量和质素，例如小学三至六年级课后功课需要平均60分钟内完成，初中阶段功课则平均90分钟内完成，杜绝重复性、惩罚性功课。
第二减则针对课外教育，规定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课外培训机构，现有机构一律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严禁学科类培训机构上市融资等。
市场对“双减”文件反应很大。7月26日中概教育股持续崩跌，新东方-S（09901.HK）在23日一度暴跌50%，创历史最大单日跌幅。7月27日，中概教育股回升，部分港股教育股在28日在中概教育股影响下上升。
中国教育减负20余年
教育减负在中国不是新鲜事。早在1999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就提出了“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已成为推行素质教育中刻不容缓的问题。要切实认真加以解决。”
2000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提出了7条具体规定，包括限制学生功课量、取消小学生考试成绩百分制、禁止初中进行任何形式的招生选拔考试等。《通知》中也禁止了小学学校组织周末及寒暑假补课，但未提及校外培训机构。
然而，20余年的教育减负收效不大。《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的家长曹静表示“现在小学生负担比我自己读小学时候重多了”。
曹静说，她的孩子小学一年级时每天都有功课要做，老师会在微信群布置功课。除了传统的书面功课，孩子的英语老师还会用教育APP布置任务。
关于减负，有学者持消极看法。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撰文支持应试教育，称要注意日本“宽松教育”失败的前车之鉴，认为应试教育培养了中国学生重要的数学、科学能力。陆一认为应当让公立学校提供优质的教育，“根治目前课外辅导机构的泛滥与暴利”。
教育与政策：以新东方和学而思为例
陆一提出的根治课外辅导机构“泛滥与暴利”，是中国近年来教育界常讨论的问题。2019年中国新闻网报导指出，学校内的减负使校外辅导机构成为了最大获利者。
有媒体整理了新东方近30年的发展历程。俞敏洪于1993年底正式创办了北京新东方学校，开展出国培训教育。
198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允许中国公民申请自费到国外读大学或研究课程，俞敏洪的创业生涯正搭上了“出国热”的风潮。2006年，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
另外一家在纽交所上市的中国教育公司是学而思集团（后更名为“好未来”）。学而思公司创立于2003年，创业契机是1999年的大学扩招和2000年的教育减负。媒体分析，随著大学扩招，教育需求急速增加，减负政策则限制公立学校教师在校外开设补习班，校外补习机构得以占据市场。
2003年SARS疫情期间，学而思集团的创始人张邦鑫创立了“奥数网”，进行线上问答，疫情后创立了学而思教育，许多家长从“奥数网”追随至线下辅导班。
类似2003年的SARS，2020年的COVID-19疫情给了线上教育平台重大商机。2020年在线教育行业融资超过了539.3亿元。
2021年给了在线教育行业重大打击，在“双减”文件正式印发之前，就发生了几次针对教育平台的罚款，如4月25日因价格违法对跟谁学、学而思、新东方在线和高思处以50万元顶格罚款，5月10日则因虚假宣传对“作业帮”和“猿辅导”处以250万元顶格罚款。
企业前景预测
多家教育公司发布公告回应“双减”文件的影响，新东方、豆神教育、勤上股份表示政策对其公司业务有重大不利影响，思考乐和卓越教育认为政策影响尚不明确。科德教育则表示，公司目前主要业务是成人教育，并且职业教育将成为公司未来主要业务，但“双减”文件对子公司中的中小学课外培训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双减”文件刚发布时，网传新东方为规避政策，计划推出45日的暑期集训营，地点在公海游轮。俞敏洪于27日亲自辟谣，批评造谣者“在这种艰难时刻落井下石”。
你认为在“双减”政策下，教育培训机构应当何去何从？
文：端传媒实习记者王瑜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