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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教师不满被解聘杀死学院党委书记,你如何看高校“非升即走”之困?

失去教席便失去人生?“非升即走”制度如何把知识分子逼上绝路?

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发生血案,一名39岁的副教授持刀杀死同学院的党委书记。

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发生血案,一名39岁的副教授持刀杀死同学院的党委书记。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2021-06-10 发起

博士毕业难、青年研究员去难留亦难,你如何看他们的出路与机会?

失去教席便失去人生?“非升即走”制度如何把知识分子逼上绝路?

科研任务不达标会被解聘,但即使达标也不一定会被选上,你如何看中国高校的晋升标准与背后的文化?

上海复旦大学一名青年研究员姜文华,因六年科研任务未达标被学校解聘。6月7日,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宣读解聘书时,被姜文华持刀割喉,当场死亡。姜文华现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已证实,该院党委书记王永珍遇害身亡,学校及学院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做好善后工作。

消息由上海市公安局通报,可是内容并没有公开大学名称,遭到不少网民反嘲。据上海市公安局通报,一名姜姓男教师疑似因不满遭到解聘,在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某大学持刀杀害数学学院党委书记。有网民在该微博帖文下留言,“直接报复旦名字呗,还邯郸路某大学”,还有人笑称“此地无银三百两”。

姜文华称自己长年被“陷害”,学弟称其心地善良

据网上流传的影片可见,姜文华在被制服后跪在地上,满身鲜血。被警员问到行凶动机时,姜文华相当清醒回答“在单位内受到很多陷害,受到很多恶劣的待遇”、“一直延续到现在”。

近日其学弟在网上描述他对姜文华的印象,他指,姜文华的学业和学术都是一流,心地善良,工作认真负责,不唯利是图,“在美国,没有几个人会像他一样认真备课,耐心给学生答疑。”又称姜文华是典型的书呆子,性格孤傲、害羞、木讷寡言并不善言辞。

其又写道:“正因为他太干净,太善良,一旦遇到他认为的不公正,他完全不知所措,心里的反应会比普通人激烈,会有一些几段负面的想法。但他绝非是心理不正常的人,他会咬着牙,把咽不下去的那口气咽下去。”

对此,有网友在该消息评论区称“这和之前上他课的学生描述的完全是两个人。”此前,有网友称自己曾为姜文华的学生,形容姜性格暴躁,不适合教书。

“非升即走”制度下的艰辛

据众新闻报导,姜文华大学时在复旦大学修读数学与应用数学学士学位,并曾获颁大学最高荣誉“校长奖”,及后到美国罗格斯大学修读统计学博士。回国后,他曾在苏州大学任教,不过合约到期后不获续聘,2017年以“人才引进计划”,回到母校复旦大学担任数学科学学院青年研究员,开始为期不超过六年的“非升即走”科研考核任务。

“非升即走”制度源自美国的教员分级淘汰机制,现为国际通用。大学只会与招收的教师仅签固定年期的临时合约,大多为六年。教师不再拥有编制,只有一份没有保障、没有福利的临时合约。

“非升即走”制度可以为学校剔除工作效率低的教师,鼓励研究员进行研究。可是,他们需要面对严格的科研考核任务,如在限期内在海外学术期刊上刊登一定数量的论文,并完成教学工作。

2014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率先实行“非升即走”制度,及后其他大学也跟从改制,但实际招聘人数仍是未知之数。武汉大学2015年改行聘期制选聘教师,2018年底首聘期到期的共69人,通过个人申报、业绩展示、学院审核、学部专家组评审和学校审定,正式申报的48人中(含42名聘期制教师),只有6人获聘任为固定教职副教授。

芸芸青年研究员中,往往只有极少数的会被选上,甚至可能是从几十人中挑一人。最后,青年研究员会由学术委员会投票决定去留,留下的会晋升为副教授;淘汰掉的会被解聘离开。二十多年寒窗苦读,拿著博士及以上的学历求职,在市场上却只会遭到企业嫌弃博士生年龄大、薪金期待高等——失去教席,变相就再难以就业。

学术界内卷,“青椒”之苦

中国大陆博士生过剩,“非升即走”制度是本为了优中选优,提高学校的科研地位。而随著大学以聘期制逐渐代替终身制,学校的科研目标和教学任务加剧了青年研究员的压力。加上内卷化现免出现,同行间不断互相争夺有限资源,导致个体的收益与付出不成正比。这些青年研究员和教师就自嘲为“青椒”,意指初入职场、年龄小于35岁、中初级职称的一类人群,苦涩与青涩。

在网上一篇题为“大学‘青椒’,困在KPI里”的文章中提到,大学教师出现内卷,工作要求高,但待遇强差人意。现时中国大陆39所顶尖大学中,34间都实行“非升即走”制度。

青年研究员年纪轻、资历浅,在学术界的地位不高,并无太多交流访谈、举办学术论坛等活动的机会。除了学习和备课,研究员还需要处理各类学校琐事,占据了研究的时间。根据2016年的一项调查,大学教师平均月薪为5478元,2018年另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三成教师在三年内没有加薪,有八成教师不满自己待遇。

文章中一名高校研究员直指:“也不全是为自己而学,更多时候,学校需要我们去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青年研究员变相成为高校的工具,失去研究自主性。

不过中国高校内晋升的恶性竞争问题,早在复旦大学一案前已备受关注。有评论认为,当竞争者过多,便会出现内卷化的问题,原本的公平竞争变成恶性竞争,扭曲评价标准。很多研究员为了发表研究文章,不得不靠关系拉拢权势,在科研压力下,他们只能屈从权力才能升职,争取到教授级的席位,加剧晋升标准的不平等。

学者评论:制度极不人性化

有学者批评制度过度压榨人民教师,令青年教师压力特别大。人民大学政治系退休教授张鸣指,“这种制度就过度压榨人民教师,他(学校教授)自己发不了就逼著青年教师发,让青年教师压力特别大。”感慨如姜文华所读的数学研究生若被开除,就难再找工作,“等于是死路一条”。

另一教授程方平批评制度是形式主义,能否获得教席是基于与领导的关系。高校权力在领导掌控之下,青年研究员即使遇到教育腐败、制度不公等问题,只能含冤莫白,才导致今次悲剧。他又建议校方为教师设立救助机制,以免悲剧再生。

面对高压的科研环境和晋升标准,青年研究员该如何自处?中国高校又能怎样改善问题?

文:端传媒实习记者叶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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