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时期过去了，曾亲历其境的台湾人为何被邀请阅读当年的监控档案？
阅读戒严时期的监控档案，对实施“转型正义”及还原当年的历史有何帮助？
面对过去的阴霾，有人选择掀起历史，有人选择不回头往前走，你如何看他们的选择？
“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台湾电影《返校》里的这一句话，对普通人而言也许只是电影台词，但对于不少生活在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人而言，那是他们耳熟能详的口号，或是一生也摆脱不了的真实恐惧。
在台湾戒严时期，政府对人民实施了全方位的监控，并高度鼓吹告密的行为。当中不少活跃于政治界的学运人士，都曾遭受情治机关严密的监控。直至1987年台湾解严，台湾开始逐步迈向民主化。而近年来，台湾政府积极执行转型正义，希望坦诚地面对过去的历史，调查当年的真相。
10月21日，早年常参与党外运动的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文茜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日前获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下称促转会）邀请，观看自己她在戒严时期被监控的档案。根据陈文茜转述，发邀请函的研究员表示，除了履行对当事人知情权的义务外，由于该档案出自情治机关的视角，非常需要当事人提供信息校正及对档案应用开放的意见，以还原当时的监控样貌。
不过，陈文茜却在脸书上，说自己对计划表示婉拒，认为这对于已经从历史走过来的“现在的她”于事无补。她又言，自己深知监视者是她当年、甚至是现在的朋友，但从悲痛的回忆中抽离出来去思考，她表示明白并谅解监控者们的处境——他们只是恰好置身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为了生存和利益才会“出卖”自己。
最后她表示自己“活过来了”，而台湾也已经民主化，只希望为自己天真的灵魂“留下一点余地”。
台湾的戒严时期
1949年，国民党于国共内战中失利，及后大举迁台。当年，台湾的政治气氛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蒋介石亦害怕跟著国民政府来到台湾的军民中，混杂了潜伏的中共地下党人员。为了应付这一“战时状态”以确保政权存续，1949年5月，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颁布了《台湾省戒严令》，宣告在台湾省境内实施全面的戒严。同年5月24日，立法院更通过了《惩治叛乱条例》，以整肃中国共产党叛乱份子。
透过相关法令，政府不但实施高压政策，限制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更对人民实施了全方位的监控，并高度鼓吹告密的行为。任何批评政府、反对政府或与政府政见不一的人士，很快便会被情治机关盯上，并对他们进行无孔不入、严密的监控。
另秉持著“宁枉勿纵”的大原则，言行可疑的人士一旦被告密，便会遭受政府的整肃和迫害，导致全国出现多起滥捕、严刑逼供、滥杀等的情况。当年因言惹祸、被政治入罪的受害人更是多不胜数，不少活跃于政治界的学运人士都被卷入冤假错案中，致台湾上下都弥漫著恐怖的气氛。历时38年56天的戒严时期终在1987年被解除，人民终能脱离那段“保密防谍”的日子。可是，这对当时民众的身心灵，早已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面对过去丑陋的历史，实施转型正义
台湾政府近年来积极执行转型正义，更在2018年成立了“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所谓“转型正义”指国家坦诚地面对过去历史，当中违反民主自由宪政秩序的不法行为和结果，继而著力调查当年的真相，并给予赔偿、补偿或其他回复名誉的作为，最后达到匡正不义的目的，并推动制度改革。
台湾的促转会去年接受了三万多件戒严时期的校园监控档案，并于同年5月展开了“监控类档案开放阅览之当事人意见调查计划”。不少被监控人士都被邀请阅读那些档案，尝试梳理当年告密者的身分。其中，大部分受害者都被监控高达数年，其监控文件亦是巨细无遗。
阅读监控档案，体现记忆政治？
台湾民进党立委范云为当年野百合学运的总指挥，积极参与在不同的学运之中。今年7月，她公开了自己被监控8年多期间的细节。
范云称自己是唯一一位在1986年后，被国家情治单位以“专案”名义监控的学生。但翻开档案后，她才得知自己在这8年多时间里，曾被超过7个职业线民同时监控。而这些线民都有假名和代号，潜伏在她的身边，以监视和纪录她的一举一动。对于当年学运的经历，她更惊觉一切都环环相扣，指控当年的“教育部、台大校方、国民党与情治系统曾四方联手”，打压当年的学生民主运动。对于监控档案释出，范云表示自己会继续书写被监控的感想，期望公开相关资料能令国家对人民的侵害得以记载在历史的洪流中。
另一名已逝的《自由时代》杂志社主编郑南榕，也是深受其害，被监控的档案长达5000页。
1989年，郑南榕因被控台独、最后拒捕自焚。事隔31年，他的女儿郑竹梅主动提出加入“监控档案当事人阅览计划”，使郑南榕被监视的纪录得以浮现。郑竹梅指，透过阅览父亲过去7年的监控纪录，得以寻找到父亲的身影。但即便如此，她仍难掩伤感和激动之情，在观看档案过程，几度惊讶落泪。郑竹梅认为如此仔细的调查真假难辨，实在荒谬，甚至令人毛骨悚然，使她忆想到当年的“内线”和监听的情况。她又质疑，为何被监控的人都被公开，那些监控者为何又未能被公开？
至于开放档案一事，她认为只要涉及社会公益，或能揭露以前体制的不义，公开档案是可以的，而“公开一定会造成社会渲染，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做好准备、去承接它，因为你不可能是没有经历过冲突，再走到和解。”
假如你曾在威权体制下被监视，你会想阅读自己的监控档案吗？
文：端传媒实习记者施嘉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