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示威现场越发激烈，年少学生记者在第一线采访是否恰当？
近年大批学生记者、公民记者涌现媒体界，记者的专业及操守由谁判定、谁来守？
由政府统一审批的记者发牌制度是确保记者专业的准则，或是限制新闻自由的工具 ，你如何看？
5月10日，香港网民在各区商场发起“和你Sing”活动，期间两名“深学媒体”的学生记者于尖沙咀海港城采访直播期间被防暴警员截查。当中一名13岁姓陆的同学被警员斥为“暴徒”、“非法童工”，警员又质疑两名学生记者没有记协发出的记者证，最后将两名人带回警署，两人在晚上方获释。
据陆同学母亲所指，警方曾告诫若男童再犯，将会以涉嫌干犯保护儿童令将其拘捕。陆同学离开警署时受访，称因为“尊重记者”故希望参与其中，又一度落泪向母亲道歉。事件不不旦引起社会对警方执法的争议，亦再次激起外界对学生记者及公民记者角色与责任的讨论。
11日，政府就事件发出新闻稿表示关注。发言人指出，未成年人士以学生记者身分在示威现场进行采访，是“极为危险的行为”；另对有组织安排年幼学生作义务采访，感到十分忧虑，认为“这实属置孩子的安危于不顾，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
今日（12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会前表示，在过往的示威活动中常出现学生记者、儿童记者、义务记者等组群，但认为这些人士未受过专业训练，反问“为什么仍会有人觉得小朋友可去现场做记者工作呢？”。其又谓警务处已去信邀记协、新闻行政人员协会等4个机构，加强沟通并探讨“儿童记者”等问题。
对学生记者的肯定与质疑
对于陆同学在采访现场的遭遇，有意见批评警方所为，同时肯定陆同学的所为勇敢、有决心，维护实践公民权利。另外，又有人指警方带走学生记者，是“以执法之名践踏新闻自由”。
同时亦有从事传媒行业人士认为，记者是一项专业，13岁的学生不论在文字描述、摄影纪录、事实查证等方面，都未曾受专业训练，加上在目前香港的媒体环境，采访容易为自身构成危险。另外，他又谓学生记者未必能在现场有突发事件时，准确衡量现场安全状况，因此容易受伤。也有意见指陆同学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陆同学落泪向母亲道歉画面煽情，惟公众对陆同学的褒赏，其指出某程度上是“对新闻工作者的一种侮辱”。
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当日亦发声明稿对事件表示高度关注。协会强调新闻采访是专业工作，记者必须经过专业培训才能胜任；而社会各界有责任保护未成年学生。对于学生在复杂及危险环境下进行采访工作，协会则认为未经培训及未成年初中学生单独进行“并不合适”。另外，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健兴则重申，对学生记者的最大保障是“完全做记者的事”。
自反修例运动以来，不少大学生及中学生对新闻采访产生兴趣，成为义务记者，但近日有指部分记者在现场会与示威参与者同喊口号、合唱反修例歌曲等，使得记者的中立性及专业性受质疑。立场新闻记者陈朗升曾在评论中引述一次采访经验，提及当时有保安遇袭受伤需送院治理，但考虑伤者意愿及救护车内私隐情况，记者一般拍摄伤者抬床上车后便不会再拍，但当时有部分年轻记者仍然用尽方法拍摄救护车内情况。
陈朗升以经验提醒年轻记者，约定俗成的行规是在坚守记者的中立性与专业，而在报导现场“我们旨在记录，记录是最重要，对错是非，公众自有眼睛去看。”
香港以外的学生记者
在新科技带动下，网上传播成为新闻发放的新纽带，大批学生记者、公民记者涌现媒体界，其报导与传统媒体相比，可能有著同样的影响力。
今年3月引起热议的韩国N号房事件，一开始是由两名大学生揭发。自去年7月起，二人潜进超过100多个Telegram聊天室，又与《韩民族日报》、《国民日报》等媒体合作，展开调查并报警。但报导最初并未引起回响，直至主犯赵主彬（暱称“博士”）落网，主流媒体大幅报导，才得到社会关注。
今年4月在Apple TV+上架的剧集《小记者大真相》（Home Before Dark），则是改编自美国专业记者协会最年轻的成员利西亚克（Hilde Lysiak）的故事。2014年，利西亚克在父亲协助下成立Orange Street News，后来利西亚克因为在2016年抢先报导所居地发生的一宗谋杀案，成为众人抨击、及媒体采访对象。
有人认为当时年仅9岁的利西亚克应该与玩偶作伴而非报导犯罪现场，但利西亚克回击如果有人不喜欢自己报导的新闻，没有人强迫他们阅读。利西亚克在2019年获邀到西弗吉尼亚大学（West Virginia University）为里德传媒学院（Reed College of Media）毕业生致词。
节目统筹及执行监制丹娜霍士（Dana Fox）接受访问时表示，利西亚克年仅9岁，但勇于追查真相，“她令到世界改观，我深被吓一跳”。
记者与媒体定义
在网络时代，什么人才算是记者？2016年李立峰在端传媒的文章提及，美国国会在2013年下半年通过对新闻记者保护法的修订，大幅扩阔“新闻工作者”定义。其中明确包括学生记者、不受机构长期雇用但在过去5年内多次发表新闻作品的人士（亦即包括了有较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纪录的自由业者）。
故从从保障新闻自由的角度看，李立峰指出尽量扩阔“记者”、“媒体”的定义来保障他们的权利，不单是因为要配合科技转变，而此举才能最有效维护新闻自由及保障公众知情权。
然而，对于记者专业性的讨论社会上仍有不少意见。5月11日，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指，有未成年人士自称为记者的现象令人震惊，称事件影响市民大众对记者采访的期望；认为当局应重新考虑是否要制定记者发牌制度。立法会议员葛珮帆亦表示，自去年反修例示威开始已发现不少网媒记者直播期间粗言不绝，反映不少网媒欠缺专业操守，认为当局应尽快设立发牌制度，又称制度“有助专业记者维护尊严，不影响新闻自由。”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健兴则强调世界很多地方仍未有实行注册记者制度，对所谓向记者发牌的建议表示绝对反对；他指出如果记者牌照由警方发放，是扭曲和改变现有传媒相对自由的环境。
由政府统一审批的记者发牌制度是确保记者专业的准则，或是限制新闻自由的工具 ，你如何看？
文：端传媒实习记者陈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