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制度象征著向专业化转型的法治还是新的管制时代？
你怎么看收容教育所、关押宗教团体的“法治教育中心”等羁押性质的场所？
中国废除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收容教育制度，有学者指并非人权的进步，你怎么看？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12月28日开会通过决定，废止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四条第二款、第四款，以及据此实行的收容教育制度。该决定将于29日起实施。在此之前，依法作出的收容教育决定依然有效，而在此之后，正在被依法执行收容教育的人员将被解除收容教育，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与收容教育制度类似的还有收容遣送制度及劳动教养制度，分别于2003年及2013年废止。
“收容教育制度”始于1991年，是中国政府面对急遽上升的社会治安压力的一项产物。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确立，规定公安机关无须经法庭调查审判，便可对卖淫嫖娼人员采取为期6个月至2年的强制教育、劳动等一系列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据非政府组织亚洲促进会（Asia Catalyst）研究显示，截止到2000年，已有逾30万人根据收容教育制度被关押。
2000年之后，该制度依旧是关押性产业相关人士的重要依据，但不再具有法律基础。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凡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能通过正式法律制度，而1991年的“决定”并非法律，反而国务院1993年颁布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才是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法规。该办法规定，收容教育工作应由公安部主管，而非公安机关直接决定强制措施。
但在2010年，国务院修改该《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规定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卖淫、嫖娼人员，可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收容教育主要是对卖淫嫖娼人员集中进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组织参加生产劳动，以及进行性病检查、治疗。”
2013年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到了收容教育制度上。同年报告《“收容教育”：中国女性性工作者面临的任意拘禁》披露了该制度的种种暴力执行及管理漏洞。报告中，性工作者控诉执法者强行脱衣取证、暴力取证、言语侮辱、索贿受贿交换释放和减期、强迫劳动、生活用品和食物高收费、限制如厕、通信和会见、及强行检查和治疗性病等。亚洲促进会的执行主任莫逍称，“收容教育是一项惩罚性的措施，对改善这些女性的教育或者健康没有任何助益。”
2014年，陆续有代表向全国两会提案废除制度。5月，张千帆等109名学者、律师及各界人士联署，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废除收容教育制度。他们在信中指出，专门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收容制度违背了《立法法》“对公民政治权利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的明文规定，及“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宪法条款，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制度“实现了良好的社会目的”。民间机构“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也曾发起信息公开，共寄出320份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各级有关部门公布收教人数、被受教者劳动收入去向、收教期限裁量标准等问题，但遭公安部门以“警务工作秘密”为由拒绝答复。发起者赵思乐后起诉了广东省公安部，案件以败诉告终，但激发了更多的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推进废除制度。
如今，收容制度被废除之后，卖淫、嫖娼行为仍然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的违法行为。该法第66条规定，“卖淫、嫖娼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0元（人民币．下同）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在公共场所拉客招嫖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五00元以下罚款”。此外，刑法还规定了组织卖淫、强迫卖淫等罪名，并规定了明确的法定刑。
新华网表示，“收容教育制度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废除制度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体现”。不少学者亦感激，“中国的法治在缓慢地进步”。
但也有不少人仍存顾虑。法律学者滕彪认为，中国关押宗教团体的“法治教育中心”和收容教育所的性质是一样的，如果其它形式的任意羁押仍在中国广泛存在，仅废除收容教育，其进步意义将非常有限。
曾参与推动废止收容教育的作家赵思乐也表示，废止收容教育不是人权的进步，“这是新的管制时代的来临”。“当下的社会压制，已经被随意制定的法律合法化、被钱砸出来的科技系统化，成为了辗压式的存在，不再需要落后的“非法手段”了。”
文：端传媒实习记者王筠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