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官员在职读博，是“混学位”还是确能提升官员知识化水平，你怎么看？
演艺界、政商界学术丑闻不断，为何中国难以建立学术诚信体系？
只交论文，不用上课做研究，“论文博士”是否有悖于公平的教育培养体系？
4月1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微博中（原文已删除）建议，应清查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博士论文，“现年60岁左右的博士们，他们的博士论文都没有公布，授予他们博士的单位也不允许其他人去查，不知是根据什么规定？”“要允许公众去自由查阅所有的博士论文，依靠群众进行检举。”他还认为：“这些人都已经身兼非常多的职务，退休以后还要在学术界混吃混喝，他们的博士论文不曝光，如何能够在中国禁绝学生的抄袭？”
北京学者荣剑2日在推特中回应，“中共现在有两个不敢公开，一个是财产不敢公开，一个是博士论文不敢公开。可以断言，凡是当官期间获得的博士学位，十有八九是找人代笔，那个代笔的十有八九是抄别人的或抄自己的。因此，只要审查博士论文，肯定露馅。杨帆建议审查40年来所有博士论文，打死他们也不敢实行。官员博士论文已成了国家机密”。
自今年年初中国艺人翟天临被爆博士论文涉抄袭后，法新社在中国期刊论文资料库（知网）找到12篇高官的硕博士论文，使用论文检测软件发现其中6篇论文内容是从其他作者那里复制而来，且没有注明出处，涉嫌抄袭。这些论文来自原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中国最高法院副院长张述元、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肖兴威等6人，他们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均未对事件作出回应。
法新社发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在2004年攻读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博士期间，撰写的博士论文《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研究》有逾六十个段落剽窃他人著作，导言部分则几乎是逐字逐句抄袭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莫志宏于200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
原担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博士论文《关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生产的若干问题》中，有20个段落与1991年一篇名为《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论文内容一样。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述元2004年的博士论文中，亦有数十个段落来自他人论文。此外，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前成员肖兴威、中国审计署前副审计长等人的论文亦出现严重抄袭现象。
为什么中国官员都希望当博士？
中国官员对博士学位的追求可追溯至九十年代初。1980年8月，邓小平首次指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至此官员们的学历开始受到重视。1995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强化了对官员的学历要求，“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进入21世纪后，政府对干部的学历学位要求再次提升，比如进行司局长选拔时，组织部门将拥有博士学位作为优先选拔的条件。为增加晋升砝码，不少党政领导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官员读博以便提升知识水平本无可厚非，但在权力间的合谋之下，“官员读博”变了味道。
2012年，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徐景颜在清华大学就读“论文博士”期间，因“从未出现在课堂”遭到同学举报。中国青年报对此进行了报导，称论文博士正成为学历腐败的通道。官员们读学位、拿博士文凭，只要报上名，被学校列入博士生名单，几乎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
上述培养方式被称为“在职学习”，培育出的博士又被称为“论文博士”。论文博士申请时不需参加统一的正式考试，入学后只需在第一年周末时接受课程学习，之后便专心做论文研究即可。攻读论文博士颇为轻松，也因此备受各级官员的青睐。
目前招收论文博士的高校主要分布在985（中国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高等教育建设工程）和211工程大学（国家“九五”期间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工程）之中。
这些高校开展“论文博士”试点的依据之一在于，1986年12月，原国家教委印发的《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中提出，“为了尽快开辟一条培养具有高水平的实际工作者获得学位的渠道，并扩大在职人员申请学位的试点……（在职人员可以）向具备条件的学位授予单位申请硕士学位或‘论文博士’学位”。
“论文博士”兴起之后
随著高校降低官员获得博士学历的门槛，官员博士论文造假问题也日益严重，官员论文抄袭的话题在网络媒体上亦成为禁忌。
以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为例，其法学博士论文就因从未公开、无法查询而备受质疑。据新华社发布的习近平简历显示，其的法学博士是1998年到2002年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在职班获得。但在此期间，习近平历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2002年10月，又调任浙江省委副省长。有媒体质疑“他如何能在百忙的政务之中修课、念书、完成论文，至今仍是一个谜。”
2012年，长期对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进行揭露的科普作家方舟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习近平）的学位论文肯定含金量不大。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当时是个普遍现象。”““这种事情，责任最主要的，我觉得是在学校。像清华，为了让外面的高官变成自己的校友，然后相当于赠送一个博士学位。你也不能说这个博士学位是假的，这是清华大学真正给的，也不是路上买来的。这个责任主要是学校没有站稳脚跟，没有做到学术独立。”
2013年8月初，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称从香港得到了一份习近平博士论文的复印件。这本名为《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的法学论文，被指与法学没有太大关系。该报导还引用学者说法，表示这本长达161页的论文，虽宣称“参考了97本中文与26本英文书籍”，但缺乏原始调查与研究，“可能只是综合中共官方报告与外国研究成果后，由专人以马列主义理论词汇改写而成”。习近平本人对有关其学历的争议从未公开表态。
除此之外，新京报也曾于2014年梳理公开资料时发现，十八大以来，副厅（局）级以上落马官员超过60人，其中有博士学历的官员至少12人，约占落马官员的五分之一。在此期间，官员学习任务由秘书或者导师代劳，论文被指抄袭、造假等新闻也屡见不鲜。
中国党刊《半月谈》曾刊文称，近日翻查142名“十八大”后党政系统省部级以上落马高官的履历，结果发现，落马贪官的高学历“速成多，跨界多，名校多，疑点多”，不少高官还拥有院长、教授、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等头衔。
2009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纪宝成在杭州召开的高等教育论坛上大胆直言：“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2014年3月，中国大陆多家媒体都争相转载《注水博士官员泛滥成灾， 仕途需要致官员趋之若鹜》一文。文章尖锐抨击道：官员热衷“读博”、争戴“博士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注水”官员博士之所以泛滥成灾，除了大量官员为升迁而去申请读博之外，更在于“高级领导干部”的入学及考试比常人更加容易。并且，大学吸纳在职官员读博士可以收取高昂学费，通过官员学生，可以帮助学校办学、科研、学生就业等问题拓展空间；于此同时，博导招了官员博士，除可以获得科研课题上的“支持”外，也多了权力资源。
1999年，时任同济大学研究生院管理处处长的王子成、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蒋慧和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竺曼莉曾联合署名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关于“论文博士”的招生、培养及教育》的论文称，其原因在于：第一，论文博士的招生和培养质量下降，从而使学位名称贬值，因此无论是招生单位还是论文博士生本人都不希望使用这个学位名称；第二，有些研究生招生单位的试点工作没有得到教育部的批准，因此，在上报教育部录取名单时，不能名正言顺地以“论文博士”名称上报，而在毕业时，更不便以‘论文博士’的名义申请学位和填写毕业证书，这就形成了按论文博士的方式招进，而按一般博士生的培养方式培养这种‘独特’的状态。”所以出现不少研究生招生单位悄悄地既发学位证，又发学历证的状况。
高级官员在职读博全为“混学位”，还是确能提升官员知识化水平，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