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0年，就有经济学家预测，技术进步将使得发达国家的员工们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Graeber认为我们其实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只是现在又出现了大量“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如管理人员、文职人员、销售人员等，你认同他的观点吗？
Graeber称，由于公众被教育得把自我价值实现与工作相连，因而“Bullshit Jobs”成为一种“精神暴力”，若提高全民基本收入，便可以将很多人从这样的工作中释放出来，你认同吗？
你目前的工作是可以“对世界做出有意义贡献”，还是“表面风光实则无意义”？
无政府主义者、人类学家David Graeber在不久前出版的《论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一书中表述称，目前社会上有至少一半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且这样的状况越来越多。而由于公众被教育得把自我价值实现与工作相连，使得这些工作成为一种“精神暴力”。
《Bullshit Jobs》是Graeber于2013年发表的文章的扩充，而五年前，这篇文章就曾被翻译作12种语言并被大量传播，不少读者更寄信给Graeber对他的理论和看法表示赞同。
2015年，YouGov调查显示，37%的英国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对世界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而13%的人表示不确定是否做出贡献。然而，多数认为自己在做“无意义”工作的人却同时表示，自己不太可能在一年内换工作。无独有偶，Gallup民调显示，仅有三分之一的美国雇员热爱并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Graeber认为，不是所有糟糕的工作都是不必要的，如市政服务、餐厅、运输等行业的工人，即使是在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但若他们离开，其他人均会受到影响。然而，另一些薪酬很高的，如公关、电话推销员、公司法律顾问等，这些职业无法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但他们又必须假装自己存在有著某种理由。
在书中，Graeber根据此前250份网民发至“doihaveabsjoborwhat@gmail.com”邮箱的自述，以及原先2013年文章下的124条评论，将“Bullshit Jobs”分为五类，FT中文网将其译为“随从”、“打手”、“胶带”、“打钩者”和“监工”。
“随从”（flunkies），是指为了满足虚荣心而存在的岗位，如接待员、行政助理、门卫等。
“打手”（goons），是代表为雇主主动出击的“暴徒”，他们做这样的工作只是因为其他公司也在雇人做，如公关人员、游说人员、电话推销员、公司法律顾问等。
“胶带”（duct tapers），是为了修复本不应存在的问题而出现的工作，如修复劣质代码的程序员。
“打钩者”（box tickers），是为了让某公司宣扬自己做过什么工作（但实际未做过）而存在的岗位，如公司内部杂志的记者编辑、业绩经理等。
“监工”（taskmasters），是监督一些实际并不需要监督的人的工作，如中层管理人员，专业人员的管理者。
FT提到Graeber书中一个故事，有一位叫Simon的人曾用两年时间分析一家银行内部运行机制，发现其6万名员工中，至少有80%的人是多余的，“他们的工作或者完全可以由程序来做，或者根本不需要做，因为最开始设计这些程序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或者重复一些没用的流程。”
Graeber表示，社会共识是“Bullshit Jobs”在全球不断扩散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宗教或文化发展下，人们将工作本身限定为人类自我价值实现的唯一路径，将工作视为生活的主要目的之一，而没有去考虑工作本身是否存在价值，也因此社会共识下，“更多就业机会就成了左翼和右翼可达成共识的政治口号”。
另一个原因是“管理封建主义”，雇主们为了显示和强化自己的重要性而雇用下属，从而发展出职场的等级制度，“这造成了一场灾难”。
Graeber提出的解决方法是提高全民基本收入，他认为这样可以将人们从无意义的工作中释放出来，让他们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他认为，工作提供的社会福利增多，而职员所得薪酬减少，这是一个总体的趋势。
《泰晤士报》的一位论者则认为Graeber的想法有些夸大，尤其是在人们对自己工作的讨厌程度上，他认为并非多数人都讨厌自己的工作，且Graeber所提到的很多“Bullshit Jobs”事实上是因竞争、政府监管及低效公司萎缩所造成的。
你目前的工作是可以“对世界做出有意义贡献”，还是“表面风光实则无意义”？你是否在为了工作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