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极花》因获奖再次引发争论，被拐女孩的故事，引发争论的后记和言论，作者是物化女性、美化乡村？还是社会问题的忠实纪录？
文学作品与现实社会存在冲突是否合理？文学作品是否要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
女性权力与乡村婚恋冲突如何解决？乡村的凋敝是现代化、城市化转型造成的吗？该如何解决？
大陆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极花》，因4月25日获首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而再度于社交媒体上引发性别及乡土议题的争议。该书自2016年3月出版后便争论不断，是次获奖愈发点燃了对书中叙述及贾平凹个人表态的争议。
这部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讲述了被拐女孩胡蝶的故事：胡蝶被拐至西北乡村并生下儿子，历经磨难被解救回城后，却因周围人的非议和对儿子的思念，最终选择重回农村，回到买她的丈夫身边。
小说取材于贾平凹老乡女儿被拐卖的真实经历，以拐卖人口入手，着眼在中国当下贫困农村的男性婚姻问题。作者在后记指出：“大熊猫的珍贵在于有那么多的力量帮助它们生育，而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如果说他们是卑微的生命，可往往越是卑微生命的，如兔子，老鼠，苍蝇，蚊子，越是大量地繁殖啊！”
“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我实在是不想把它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狠，是可怜还是可恨。”
《极花》的争议除了作品自身的男性视角、故事设置外，还有贾平凹在新书发布会上的部分言论，如“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等。新京报曾采访贾平凹，他表示这些言论是记者的断章取义，引导公众误读。但作者亦未解释更多，只称作品既完成，就应让作品自身说话。
针对小说的批评声音主要集中在两点：女性视角批评者认为贾平凹为拐卖妇女辩护，将农村大龄男青年找不到对象的焦虑凌驾于女性痛苦上；乡村视角论者援引作者的言论，批评作者“对乡村的眷恋和固执情怀”，惋惜凋敝的乡村却忽略其后隐藏的巨大罪恶。
文学博士张涛认为，这两种批评缺少文本依据，更未批评到关键处。女性主义者不满胡蝶最后回到乡下，认为她应该反抗、去寻找新生活。这种批评实则是读者要求作家按照“理想状态”去塑造人物。但小说人物的命运发展，和社会现实中的人物命运发展是有不同逻辑的。同时，他指出读者喜欢用历史或社会进步性去判断作品的好坏。与时具进的作品固然可敬，但与时代“错位”、乃至“落后”的作品，也有许多经典。文学视角是“婉转曲折”而非“直线进化”的。
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性别和家庭的肖慧指出，《极花》及贾平凹在发布会上的言论，直指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两个矛盾的重要议题：农村问题和妇女问题。她梳理建国初期至今文学作品中的婚恋关系叙述，指出80年代以来的文艺作品中，现代化与浪漫爱情高度统一。现代化的进程中，父权制度与资本逻辑合为一体，同时压迫男性及女性，而农村男性成了最“落下”的群体。如果不能把改变农村青年在婚姻市场的地位，和改造农村的性别主体、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空间联系起来，对乡村的怀旧只能沦为对父权文化价值的“招魂”，而农村在现代性转型中付出的沉重代价，只能再次转嫁给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
《极花》此次获奖，颁奖词中提到：“这部从真实社会问题出发的小说，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并没有变成伤痕揭露与血泪控诉，而是以文学的方式，完成了这个时代给予的命题。⋯⋯以诗性的轻盈叩问现实之重，用坚韧的平和挑战叙事之难。”
但不少人认为《极花》无论文学水准、思想意识都不称此奖。张涛曾指出《极花》叙述过于拖沓，语言、故事略为粗糙。作家侯虹斌在微博发表两年前书评链接并附上短评，称“在中国最有名的作家笔下，文学变成了对弱者吃肉吸血的伥鬼，还得了褒奖”。
有网民认为，文章作品不应当成为道德的审判场，但文人不可舍弃人文，“错位的怜悯并不是善，而是对恶的纵容。”贾平凹的《极花》，是对真实故事的文学写实，还是渗透着性别歧视？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