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价值，是要哗众取宠，还是孤芳自赏？商业化与理想主义必然会有所相斥吗？
对于所有纪录片拍摄者或者艺术家，投身艺术的怀抱能同时安身立命吗？
“我”，是什么？
佛洛伊德人格理论（Personality Theory of Sigmund Freud）提出人格分为三个部分，包括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本我是动机和欲望的潜意识来源，受“唯乐原则”推动，但不会考虑实际情况；超我受社会的道德规范所规范，同样忽视了实际情况；自我则介乎本我和超我之间，是本我和超我的调停者。有网友就举出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上课的途中觉得肚子很饿（本我），但是为了尊重老师，上课时不能吃东西（超我），所以最后决定不吃。
在速食文化当道的现今社会下，虚拟世界完美地建设了一个乌托邦，让我们的生活割裂成两份，在争分夺秒的年代下吸收更多信息。艺术从业者黄明川表示，在庞大的网络空间入侵和人工智能的替代下，我们减少了面对面接触的机会，也压缩了自己相处的时间，个体的地位一降再降，“我”成为难以表达和探索的意向。
而对于纪录片《人算》的黄庭辅导演来说，纪录片是一次他对自我的完成，所以他的作品不具备即时性或功利化的目的。他的纪录片对于目的和功能没有特别的指向，他宁愿花四五年来雕琢一部片子，也不愿意跟风取材。
在寻找自我的路上，主要抗衡的是“商业化”。对于不少艺术家来说，拥有资金比意念更重要，有庞大的资源才是开展拍摄工作的成功之道。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策展人林木材反映台湾独立纪录片工作者的实况是，他们需要以其他副职来填补拍摄纪录片的亏损。而且透过基金申请资助的竞争实在僧多粥少，所以纪录片拍摄仍然面对资金不足的苦况。
《21世纪经济报导》也道出了商业化的结果就是要迎合市场的需要。现在越来越多品牌重视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所以创作《舌尖上的中国》、《鸟瞰中国》等传递美好生活追求的纪录片，才会得到商业化的回报。显然地，站在商业化的角度来看，“我”这一个角色就显得很渺小了。
踏入第五个年头的“嘉义国际艺术记录影展CIADFF”（Chiayi International Art Doc Film Festival）正式开幕，本届主题为“找不到的我”（Last pieces of me），以艺术作为出发点探讨全球人类所面对污染、城市次文化、机器人格化等危机，重新审视个体在面对全球化冲击下的定位。
影展透过与艺文相关的纪录片、类纪录的实验片，结合“图像”和“音乐”，延伸探讨不同文化命题和教育内容。本次影展分别设立六个单元，包括“人群探索”、“挥洒大前程”、“地理漂流”、“艺术螺旋”、“喀什海默尔大师专题”以及“法国全景窗”。其中的人群探索的部分，便跳出了传统的框架，挑战当代价值的成见。
参展影片《艺术混蛋》（Art Bastard）就藉纽约独立运动家罗勃・塞内德拉 (Robert Cenedella) 的生活，呈现商业化和理想的挣扎。
到4月1日为止，接下来三个星期的周末，嘉义影展将会播映45部来自美国、印度、英国、香港、加拿大等地的纪录片，以及举行不同的讲座和论坛活动。
特别的是影展挑选了不少艺廊、美术馆展品、线上串流、电视频道等渠道的影片，例如侯俊明的《男洞》（Male Hole）、《假象》（Illusion）。本届也因而开创“影展首映”的分类，鼓励杰出艺术家和创作者，让更多优秀作品能够登上是次舞台。
对于所有纪录片拍摄者或者艺术家，投身艺术的怀抱能同时安身立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