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思维”和“身份认同”矛盾吗？两者应该如何平衡？
对你而言，哪一种对你价值观的形成影响更大？
在你的经验中，哪一种教育方式令你特别印象深刻？
7月6日，中国国务院宣布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有分析称，“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在中小学阶段，指的是语文、历史、政治等学科；在大专学界，则涉及政治、法学、历史，乃至涵盖社会科学领域。
在7月1日香港特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称“要注重教育，加强引导，著力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关心，支持，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较早前，特首林郑月娥也提出，要在幼儿阶段加强国民身份认同，引起争议。
无独有偶，台湾国家教育研究所也于7月3日发布《十二年国教社会科领域课程纲要草案》，其中，高中历史课纲最受争议。计划将课程原先的三个部分：台湾史、中国史及世界史，重新划分成三个区域：“台湾相关分域讨论”、“中国与东亚的交会”及“台湾与世界”。把原本独立成册的“中国史”划入“东亚史”的脉络，是否触及“史观”转变？有论者指出，争议的核心，是“我们到底要教给下一代怎样的历史？”
教育规划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历史等科目的设计往往影响学子的身份认同。与此同时，现代教育同时强调批判思维。“身份认同”和“批判思维”之间，似乎存在着内在紧张。
以香港为例，2009年香港教育局落实改革，将通识教育（Liberal studies）划入新高中核心科目，并订明“批判思考”为核心能力。通识科教学实践一直惹来争议，立法会议员梁美芬便曾质疑，通识科将政治争议带入校园。此论调引起部分通识老师和改革者反对，他们指出通识科是要激发学生思考，培养独立批判、反思能力，拓宽学生识见。
在2012年，香港政府建议在中小学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建立学生的国民身分认同，培养国民素质。有关建议激起香港社会反抗，不少家长及学生批评，国民教育无异于“洗脑”，并发起活动抗议；学生抗争组织“学民思潮”亦在民间抗议中应运而生。最终，香港政府在庞大舆论压力下搁置“国民教育”。
教材规划的改革，影响着一代人的思维和认知，对于文史类教材及课程中是否应当涉及身份认同、身份认同与批判思维的比重问题也一直争论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