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是不是马克思的兄弟？”

深蓝色封面的《查禁图书目录》，是民国五十五年（1966）十月由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编纂，也是台湾文化部“典藏网”芸芸文物中的一幅影像。如果没人再去翻阅这本收藏于国立台湾文学馆的原件，这本目录将与它前后出现的数本修订版，一同隐入历史尘烟。然而，仅仅是半个世纪前，台湾的审查员们却是手持这本目录，在戒严年代逡巡，试图将异己者的思想束缚在一册名单之中。

如今在台湾讲起“禁书”，似乎是一个久远的名词，但其实从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日治时期颁布的“台湾出版规则”计起，至1987年蒋经国政府宣布解严，近百年时间里，台湾的出版与言论自由一直受到压制。2019年，首尔书展特别企划了“禁书：竹林里的幽灵”专题展，邀请台湾、日本、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地的出版机构合作，展出各国历史中的禁书。

担任特展台湾选书顾问的出版人郝明义，曾借此总结了十项以往台湾禁书的理由，包括“共产思想”、“叛逆社会体制”、“有伤社会风化”等等，都有可能成为一本书被禁的原因；而诸如鲁迅、沈从文、老舍等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附匪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必然在禁书之列。

日治时期政府对出版的管制，主要是在禁止出版牵涉诉讼案件、冒犯皇室尊严、有违社会风俗等方面的书籍；而到了国民政府戒严期间，随著官方加强对民间的高压统治，书籍被禁的原因也愈来愈多，执行查禁的机构更是包括台湾省政府、警备总司令部等等，无孔不入。由于这种审查体制所涉范围甚广，执行者的背景又参差不齐，因此还有许多其他书籍被禁的理由，在今看来十分荒唐。

例如学者古远清在《台湾查禁文艺书刊史》中记述道，台湾的左翼作家陈映真，曾在被捕时受到盘问，审讯者质疑他为何会有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书——“马克·吐温是不是马克思的兄弟？”在红线密布的戒严年代，“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在官方把控之外的出版和流通，无不危机四伏。

红线密布的戒严年代，“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在官方把控之外的出版和流通，无不危机四伏。

然而，戒严年代也并非密不透风，仍有一群人为了传递知识，而甘愿冒险，写书、出书、卖书，让思想得以在肃杀的社会氛围中悄然流动。我们访问了三代知识人，从戒严时期流离海外的出版人、解严前夕贩售“匪书”的独立书店人，到如今回望历史的禁书策展人，对于他们而言，禁书年代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在思想箝制的过程中，这些书与人，又是如何逃逸于当局种种审查规限，让新潮知识仍能在戒严时期流通于世？

Part A：六七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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