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家？——一个北京老外的出走，与一间独立音乐酒吧的被迫关停

2023年的倒数第二天，我来到了一家位于九龙山附近的酒吧。除了几十平米的室内空间外，它还拥有可以承办小型音乐演出的露台。北京的冬夜异常寒冷，大风刮得人们耳朵生疼，但还是60多位裹着长款羽绒衣和围巾的观众聚在这里，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国面孔，安静地等待着面前的吉他手调音。这是爱尔兰独立音乐人康大卫（David Carey）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演出。

“我在中国已经待了九年，只是写下这样的语句都会体会到那份时间的厚重。”在活动宣传推文中，大卫用中英双语这样写到，“生活在北京这个不断膨胀的超级大都市给我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我在这里上过班，组建过几支乐队，运营过一家让我引以为豪的文化空间……我依然对中国的人们和文化饱含热忱，但生活的铁拳这次落到了我的身上，所以我准备离开这里，去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事实上，在疫情期间和开放之后，选择离开中国大陆的外国人不占少数。而近年来，人们对“老外”，尤其是“西方白人”这一身份的态度，也在发生着转变：他们拥有着刺眼的“白人特权”，可以拿着国际机构或学校的高昂工资，或拥有优越的外派身份，穿梭在城市中最时尚的bistro和酒馆里，享受着对标巴黎、纽约的消费环境。这似乎使他们的离开显得没什么值得同情的。但我们在谈论老外时，似乎将很多千差万别的背景信息混为一谈，从国籍、人种、工作行业，到为何来到中国，是否融入本地的生活文化之中等等……他们的身份和故事同样是复杂的，在享受着“身份特权”的同时，另一部分人也在忍受着来自周边的恶意与歧视——两者可能在同时发生。

这也是为什么康大卫的离开，以及他和插画艺术家Alice合开的文化空间小块儿的关闭尤其令人惋惜。这是一个外来者的故事，他热爱中国独立音乐现场，对这里的人抱有善意，尝试并确实与此地构建了深刻的联结，却因为举办包含LGBTQ+元素的电影放映而受到警察的调查，在面临被起诉“非法工作”的风险下被迫离开。在这个故事背后的问题是，我们想要的开放、包容、多元、繁荣的社群生活和文化环境，需要由什么支撑？

一

大卫有一辆死飞，他住在胡同里，也喜欢骑着车逛胡同。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它的中心城区却如此低矮、紧凑。早晨，大卫通常会骑到宝钞胡同买面包，或到国子监买煎饼，再拐到安定门内大街上的临街小铺，用熊本熊自带杯接上一杯咖啡。附近有家用心做本地音乐推介的胶片店，同样身为音乐人的大卫常常会与店主聊上几句，挖掘新的乐队与风格。夜晚，他要么会去“school”看演出——这个在2015年吸引他留在北京的音乐场馆仍然坚挺着；要么则会回到小块儿——除了日咖夜酒的商业模式外，在几乎每个营业的晚上，小块儿都会举办不同的活动，噪音现场、变装演出、喝喝画画、手工之夜……而大卫私人最爱的是每周日的“游戏之夜”。他与醉醺醺的顾客们以用户名相称，争夺当晚马里奥赛车之王的荣誉，胜者可以享受酒水折扣。参与比赛的人们认真但友善，笑着咒骂彼此，又共同为获胜者庆祝。在这片小小的天地里，大卫觉得开心又放松。

现在已经搬到柏林的大卫告诉我，这是他常在他梦中回顾的日子。

2015年，爱尔兰的一所大学里学习音乐的大卫梦想成为一名乐手，但爱尔兰的舞台似乎太小了。在这个仅拥有500万人口的“小地方”，少有人对音乐现场充满激情，而一个新人表演者为了出名，似乎只有去美国发展事业，或在YouTube上吸引粉丝，才会被爱尔兰当地的观众接受并喜爱。在一位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教授的建议下，大卫申请了六个月的学生签证来到北京，这里据说拥有蓬勃发展的音乐现场。

在到北京的第一周，懵懂的大卫去Mao Livehouse看了一场AV大久保、刺猬和DA BANG的拼盘演出。台上的乐队有着独特的声线，展现着他之前从未接触过的中国独立音乐风格。而台下的三四百名观众似乎都着了迷，热情地为演出欢呼，大卫感觉自己仿佛处于某一重要事件的中心。他爱极了这种氛围。

彼时，Mao Livehouse北京的所在地鼓楼地区聚集着包括老疆进酒、愚公移山等一批老牌音乐场地。在租金政策迫使他们搬出之前，鼓楼周边具有青年文化气息的店铺为穿梭其中的摇滚乐迷和乐手们提供了一块乌托邦式的城市空间，包容着他们自由探索音乐和艺术，在开到黎明的餐厅畅聊、认识同好。不久后，大卫联系了具有摇滚乐气质的school酒吧，也获得了演出的机会。那时的大卫甚至没有一套专业的音乐设备，作品也不算成熟，但他不仅得到了酒吧老板的鼓励，也结实了一群好奇而友善的听众。他们会在演出结束后为大卫鼓掌、和他聊天——这是大卫在爱尔兰未曾经历过的。六个月的学生签证到期了，大卫并未离开，他决定留下来，在中国生活下去。

大卫找了一份在幼儿园担任音乐教师的工作。在朝八晚五的日常之外，他与在豆瓣上认识、同样对迷幻电子抱有热情的萎度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乐队，曳取Nocturnes。在广告公司工作的萎度负责写旋律和作词，大卫则负责编曲与制作。他们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讨论创作与排练，并在2016年3月独立发行了首张EP专辑《一个充满成年人的世界》。萎度回忆，那时的演出场地和音乐厂牌负责人都非常愿意接触新乐队和不同的音乐风格，并乐于支持乐队的发展。2016年10月，曳取与独立音乐厂牌草台回声签约，随后开始在北京各大live house公开演出，同时活跃在音乐节上。到2018年，曳取每年能在国内参加10到15场音乐节表演，每场有约5000元的收入，这也是乐队主要的收入来源。在彼时热闹而繁荣的独立音乐行业中，乐队能得到很多巡演，甚至是去欧洲表演的机会，这些新鲜的体验也成为了他们的创作动力。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前进。

二

事情的转变发生在2019年前后。首先，涉外演出面临的限制增多。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涉外营业性演出审批工作的通知》，涉外演出报批必须经过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同意。之前，大卫参与的演出偶尔也需要经受内容上的审查，但从19年后，他必须要通过持证的音乐经纪人报批演出，拿到许可后才能表演。尽管申请本身是免费的，经纪人会向外国乐队收取3000到5000元的手续费，且需要花费10到20个工作日才能拿到结果（中国乐队的审批一般在5到10个工作日）。这大大增加了大卫参加线下演出的成本，2019年，曳取只参加了两场音乐节，尽管他们的线上听众不断增加。

这类审核在特殊节日前后会变得尤为严苛。2021年3月，大卫的另一个音乐项目原本被邀请在一场千人规模的演出当驻演，但彼时正值两会期间，场地的音乐经纪人因为大卫的外国人身份临时拒绝了他们登台，并提出，大卫可以通过不站在舞台上表演，或者佩戴面具的方式以规避“涉外演出”的风险。大卫感到非常荒谬，“这是种族歧视。”“不，这不是种族歧视，”那名音乐经纪人说到，“这只是规定。”

在这段期间，大卫也逐渐在一些小事上感受到了社会氛围的变化。比如走在街上，周围人会对他发表并不友好的评论，或者在乘地铁时，身边的人会在他坐下后默默拉上口罩。这些以前会让他嗤之以鼻的小事开始逐渐影响他：为什么人们会假定他是危险的、邪恶的存在？大卫还提到，在他初来中国时，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很乐意用英语交流，国内的乐队也会编排英文歌词，希望能走上更大的国际舞台，成为下一个酷玩乐队。但2019年之后，这种开放的态度在逐渐消失。“好像大家从之前想要与世界的其他部分产生连接的状态，变为觉得自己的文化已经足够强大了，不再在乎他人的东西。这让我有些伤感。”

从2019年开始，大卫和他在幼儿园的同事、插画艺术家Alice出于对磁带音乐的共同兴趣，开始合作一个新的项目——独立音乐厂牌小块儿。作为两个磁带爱好者，大卫和Alice从2019年底开始在家里与一些音乐人合作，制作音乐磁带并在线上售卖。在武汉疫情严重的时期，两人看到很多宠物被困在家中，没有主人的照顾，缺乏食物和水的消息后，决定发起一次慈善义卖。他们联合了26组音乐人，将他们的原创作品制作成电子和流行两盘磁带。

酸塔是受邀的音乐人之一。她在20年初与大卫结实，并在小块儿唱片发行首张迷你专辑。她立刻答应了邀约，觉得能用自己的一首歌为筹款出力是件非常美好的事情。第一批150份磁带上线不久后就全部售罄，大卫和Alice又立刻重新制作了400份，最终把售卖所得的27000元捐给了武汉的慈善机构。磁带受欢迎的程度也让他们对将小块儿开设成线下空间也有了初步的信心。

与此同时，疫情在当时日益加重，也有新的传闻称病毒是从美国传至国内。保安以“外国人不可以进”为由，阻止大卫和Alice进入他们原本在小区内租下的录音棚。大卫和Alice只好寻找新的场地。他们在胡同中租下一块约50平米的空间。它的入口在公共街道上，不会受到他人的限制。另一方面，大卫和Alice的教师工作也因为幼儿园的关闭而结束。幼儿园同意多给他们一年的工作签证时间，而为了留下来，他们必须在此期间找到新的工作。可彼时难有学校还在招聘新的老师。这也让大卫和Alice下定决心决定自己创业，投入到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运营小块儿的实体空间。从申请营业执照到采购酒水、设计装修，2020年7月，小块儿酒吧在经过三个月的筹备后开始营业了。

三

作为鼓楼区域的延伸，北锣鼓巷与挤满游客的商业街南锣鼓巷只有一条马路之隔，聚集了一众北京著名的深夜酒吧、进口超市、咖啡馆、书屋等独立店铺。改造后的民居和驻京办事处、寺庙、学校等穿插坐落在其两侧蜈蚣状排列的胡同里。从北锣鼓巷拐到花园前巷，不远处便能看到小块儿荧光蓝色的logo，那是Alice根据大卫领养的斗牛犬“包子”设计的简笔画。小块儿的对公众开放的空间约30平米，吧台后还有个录音棚。这里平日约能容纳20名顾客，白天提供咖啡和饮料，晚上开始供应以小块儿合作的乐队命名的鸡尾酒。店内的照明也以环境灯为主。在吧台右侧的立柜上，摆满了小块儿出品的磁带以及印有小块儿logo的帽子、磁带机等衍生品。立柜也圈出了一个小小的舞台区域。如果撤掉店内的桌椅，这里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小型livehouse。

在疫情期间运营一家文化空间并不容易。每天早晨睁眼醒来，大卫不知道今天的自己是不是被封控了，还能否去给小块儿开门。在这三年中，小块儿停业了三四次，总共约四个月的时间，而他们仍然需要支付高昂的租金。幸运的是，因为店面足够小，很多时间内，它都是周围唯一被允许运营的酒吧。而在禁止堂食期间，小块儿会争取以外卖的方式营业，或者顾客可以通过预约入内。大卫记得，有时政策并没有明确规定每平米空间可以容纳多少人，尽管他们严格遵守扫码和测体温的规定，执法人员仍然以人数过多而驱赶顾客。大卫觉得这是他们自己在制定标准，并不合理，而大卫的房东告诉他，当警察叫你干嘛时，你就干嘛，别管公不公平。

虽然面临着这些运营的困难，疫情带来的限制和挑战也为小块儿带来了出乎意料的机会。当时的人们都很需要社群，也需要还在发生的音乐现场。疫情期间，因为停工政策与复工的不确定性，DDC山老胡同店、13club、坛temple等老牌livehouse陆续关闭。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办现场需要处理很多麻烦，而小块儿投入营造分享音乐和艺术的环境中，既是一种和大环境的搏斗，也是为了更好地连结社群。因此，还在那时运营的文化空间和音乐现场都会收到很多来自周边的支持，观众和顾客们常常带着感恩之心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相聚。

为了更好地支持刚起步的独立音乐人，大卫提出了“音乐开放麦之夜”，报名参与者可以登上舞台弹唱自己原创的乐曲。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竹子曾是小块儿的常客之一，从未接受过系统音乐训练，刚刚开始尝试创作的她，在22年参加了一次小块儿举办的歌曲创作工作坊。在当晚的开放麦，她抱着吉他弹唱了两首自己写的歌曲。几天之后，大卫联系她问是否有合作的意愿。在小块儿的推动下，竹子发布了她的第一张EP。

竹子眼中的小块儿非常愿意支持热爱音乐的人，这在目前整体资本导向的音乐市场中，是很不容易的行为。她提到，大卫在制作迷你专辑的过程中，会倾听和尊重音乐人的想法，在后续的宣传中也会提出很多新鲜的想法，并主动帮她寻找演出的机会。酸塔在与小块儿合作时，也深受大卫对音乐热爱的感染。之前少有和外国人工作经验的酸塔很欣赏大卫直接的表达和清晰的工作方式。而她认为小块儿提供给她最宝贵的支持就是来自朋友的信心——她在音乐事业的起初，并不完全认同自己能投入到音乐事业中，但小块儿无论是帮她联系演出，或是参与酸塔自己的活动时，都会尽力提供支持。

除了音乐表演之外，小块儿也探索了各种丰富的活动类型，“喝喝画画”便是其中之一。在每周四晚上，小块儿会邀请志愿者前来做模特，并向顾客提供绘画工具，鼓励大家以自己的喜好捕捉面前的场景。绘画时间结束后，小块儿会邀请参与者把自己的画作放在舞台上一起展示交流——这项活动的重点不在于比较谁的绘画技术更加高超，而是提供一个新手友好，可以互动、交流和用画笔探索自己的机会。

除了艺术和音乐之外，小块儿还是lgbtq+群体的安全空间。每周二晚，会放映变装综艺或lgbtq+电影，也不定期举办过变装派对。变装派对期间，小块儿会把门窗玻璃都遮挡住，让有着夸张穿着和妆容的参与者们能安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性别。21年夏天，一场“性别弯曲舞会”特别火爆，参与者络绎不绝，尽情展示着自己精心制作的服装和假发。尽管小块儿安装了符合标准的隔音设备，但还是因为扰民被举报。当城管推门进来，看到所有人都穿着性感时，十分震惊。他开始大声喊叫、辱骂，要求他们立刻停止派对，并将所有人驱逐出去。当时的氛围非常沉重，但在大家慢慢往外走时，有几个声音突然出现，喊着“我爱你小块儿！”正是这些时刻让小块儿的凝聚力愈发强大。

在小块儿发展的后期，已经拥有了一个基本固定的活动时间表，从音乐、手工、游戏到艺术市集，大卫希望在这些不同的兴趣活动中，顾客们能找到愿意和社群中的人共同参与、分享的。在小块儿兼职的小宁是小块儿zine的策划和撰稿，也是小块儿许多活动的见证者，她观察到当大家聚集在包容、温暖又狭小的空间中，一起做一些事情，很容易生出彼此之间的亲近感。澳大利亚人Jesse也是小块儿的常客，他指出相比于北京其他一些有外国人运营并主要服务于外国人群体的酒吧，小块儿的顾客更为多元。这里既聚集了一些深入参与到本地文化现场的老外，他们能够说流利的中文，或从事与中文和国内事件相关的写作；又因为大卫本身对于中国独立音乐及乐队的关注，许多演出和活动吸引的主要群体还是中国观众。

于是，这个隐藏在北锣鼓巷附近、散发着蓝光的酒吧成为了不同文化身份背景的顾客时常光顾的空间。它并不算大的场地、环绕的氛围光、丰富的活动和开放包容的氛围让它成为了一个让人倍感亲切的存在。疫情结束后，小块儿作为音乐现场和酒吧的运转情况也愈发良好，受到了更多关注。大卫存下了一些钱，立刻开始筹备在其他城市开新店。正好，大卫在广州的朋友向他推荐了一家店铺，那里由荔湾区政府文化部门出租，以低廉的租金吸引年轻的商业入驻，且如果租户受疫情影响关店，此期间无需支付租金。大卫对广州的印象也很好，每次在那里演出都会受到比其他城市更多的欢迎。2022年5月，广州小块儿开业了。此外，他们也开始考虑把北京的小块儿搬到一个面积更大的场地，进一步发展小块儿的品牌。至少在当时，小块儿的未来似乎很有希望。

四

2023年3月，小块儿筹办了一系列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的活动，其中包括放映美国台裔导演伍思薇的影片《面子》。故事的主角威廉是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医生，她在照顾未婚先孕的妈妈，帮助她面对内心真爱的同时，也在小心翼翼地探索自己的性向，并最终向观念保守的妈妈出柜。虽然涉及不受官方欢迎的同性元素，但根据大卫的判断，放映这部探索母女关系的影片应该是安全的：《面子》的片源可以在国内的互联网上搜到，他也曾在北京的另外一家酒吧里看过本片。

如往常一样，小块儿把活动预告发布在了自己的公众号上。但这次，放映的消息在未经联系的情况下被一个关注国内同性权益的微信公众号转载了。据后来房东提供给大卫和Alice的截图，有人正是通过这一渠道了解到小块儿的活动并向警察局举报。彼时在广州的大卫被要求立刻返京。当他下午赶到小块儿时，那里已有六七名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警察正在等着他。他们质问大卫和Alice为何举办放映活动，为何在中国宣传LGBTQ+文化甚至大卫本人是不是同性恋，大卫则回答这场免费放映并没违反任何相关法律。晚上，另一波来自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警察来到小块儿勒令大卫关店。隔天，他们将大卫和Alice以上交收入证明的名义请到警察局，并对他们进行了大约八小时的质询。他们问大卫为什么要做慈善活动？为什么中文如此流利？大卫感到十分荒谬，他在中国已经待了八年，自然会学习掌握中文。警察接着问他是否是间谍，大卫以为他在开玩笑——爱尔兰只有五百万国民，甚至还没有北京市的居民多，也并不拥有军队。为什么一个爱尔兰间谍会来北京开一间小酒吧？他能收集什么情报呢？

可惜警察并非在开玩笑。他们后续认定大卫的情况是“非法工作”。因为大卫最新的工作签证挂在广州的小块儿，可实际常住北京，属于“非法工作”的情况，并告知大卫他可能面临30天的行政拘留、罚款，或五到十年的驱逐出境。在审问结束之后，他将八页纸的记录打印出来。当翻译向大卫和Alice解释内容时，警察不时催促，并告诉翻译这一部分不重要，可以不用告诉他们。大卫还是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和回答并不是原本的内容，而警察很不情愿修改。最后，警察告诉他们如果不签字，就会再被关上两天。已经筋疲力尽的大卫最终签了字。

在小块儿关闭的三天内，警察要求小块儿的兼职人员去警察局接受调查。大卫最初拒绝了这一要求，而警察威胁到如果兼职人员不主动到警察局，那么他们会找到兼职人员的工作单位并逮捕他们。

接受过大卫和Alice咨询的美国博钦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合伙人、中国美国商会名誉主席吉莫曼表示，小块儿的案例并非独有。他观察到，近年来，中国警察和国家安全机关高度关注那些被认为是孕育了敏感社会民间活动的组织和商业场所——包括支持妇女权利、工人权利、LGBTQ群体、退休者、退伍军人、宗教自由、新闻自由、环境保护和学术自由的组织和场所。大多数所谓的调查并未达到触及刑事司法系统的程度，而是纯粹是为了产生广泛的、系统性的寒蝉效应，以维持对任何被感知为威胁或不稳定触发因素的最大控制。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政府对国家安全问题不合理的过分重视，这种重视开始驱逐商业活动，并导致了健全公民社会的解体。不幸的是，由于法律的模糊性和司法监督的缺乏，安保和警察机关的过度反应及越权难被阻止，这也为娱乐行业的从业者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

事实上，疫情后北京对独立文化空间的加强管控变得更为普遍。尽管带有官方背景的境外文化机构，比如为爱酷电影周提供放映场地的法国文化中心，仍然享有举办文化活动上的自由度，但是对于由私人运营的小型文化空间所受的限制和审查愈发严重。

曾在小块儿做兼职的小丽也参与北京另外一家独立空间的运营，她提到2023年以来，她们举办的所有文化活动都需要先到所在区域的派出所进行报备，即使这是一个只有十人左右的小型交流会。派出所会对活动类型做出要求，一些仅限女性参加的活动会被认为是在引发性别对立。即使通过了报备，在活动举办的过程中，也不时会有便衣前来查看。而对于不公开招募参与的活动，倘若被系统检测到就会被警告。此外，文化空间与邻里之间的关系也经常较为复杂，小丽所在机构与小块儿都因为举办活动而受到邻居不满、遭受当面骚扰，或被不满活动的路人举报。北京这片曾经的本土文化精神保留地，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独立文化空间，和它们发出的多样化声音。

五

在这一经历后，大卫和Alice共同决定关闭小块儿酒吧，也不得不离开中国。在中国经营生意是生存在一个灰色的地带，能和不能的界限是模糊的。大卫认为自己并没有做任何不合法的事情，也以为自己知道“边界”在哪儿，身为外国人总是会受到更多注意，所以他一直都很小心地遵守规则，不想让太多人注意到，但警察总能找到他们做错的地方。小块儿一直在做一些支持中国独立文化的事情，然而事已至此，已经无法继续承担风险了。

大卫提过警察在接到一次噪音投诉后来到小块儿检查。当大卫展示了自己检查噪音并未超标的视频后，警察开始依次检查防火系统、酒精产品的标签是否为当日的，仿佛铁了心要挑出什么毛病。大卫深知中国式的做事方式，但希望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往前推推。他并不寻求激进的改变。“我真的很喜欢北京和中国，它给我家的感觉，所以我非常希望这里的环境能有所改善。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举办我们所做的那些活动，树立好的榜样，然后希望人们能从中受到启发，推动改变。像慢慢积累的浪潮，逐渐形成巨浪，而不是像一闪而过的闪电，转瞬即逝。”

正因如此，告别小块儿与中国对大卫来说是艰难的。 他本以为随着中文水平提高，能更好地融入这个视为家的地方。在中国生活了九年，大卫也以为自己知道默认的“界限”在哪儿。“但实际上，这只是让我遭受了更多的不公平对待，人们告诉我离开他们的国家，骂我傻逼，威胁要跟我打架…… 每一天我都感觉是个外来者，这些发生的事情不断提醒我不属于这里，永远也不会。我从2015年到2019年看到的所有进步都消失了，人们变得自私、残忍和偏执。”

他感到中国不再欢迎外国公民参与到他们的社会中，不希望外国人公民学习中文、与本地人结交朋友，就像警察会质问他，为什么你不做英文老师？为什么你的酒吧里大多都是中国人？

这让大卫十分伤心。他想，如果调换身份，一个移居爱尔兰的中国人在当了五年中文老师后，并没有把攒下来的积蓄带回国内，而是在科克市中心开设一家酒吧，举办文化交流相关的活动，当地人应该会对此刮目相看。而大卫只是希望能在中国继续做他喜爱的事情，而不被质疑是否别有用心。

曾一度抱有乐观态度并为小块儿的未来做了许多规划的大卫，在2023年暑期不得不关闭了小块儿的北京空间，并转卖了小块儿的广州空间。在去年年底的告别演出结束后，大卫回到英国看望和陪伴自己多年未见的家人。目前，他已移居至德国，继续探索音乐事业的发展。Alice则已移居至泰国。至于小块儿的其他音乐计划，大卫希望试着以线上的方式继续合作完成。

疫情封控与它持续的影响，令人们必须重新评估自己的选择。大卫和萎度的乐队曳取Nocturnes也默契地解散了，不仅因为大卫的离去，萎度也在国内音乐市场的发展及与大卫的合作上感到愈发困难。她提到因为封控，国内的演出市场经历了大段的空白期与资金的萎缩，许多厂牌没有经费和精力再去运营小众的乐队，而更愿意把钱投入到已经获得流量的乐队上，例如选秀的宠儿。同质化的内容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留给新鲜的、不一样的创作人的成长空间也越来越少。

为了面对这样的改变，萎度决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她的本职工作上。她提到，不是所有人都有大卫这样可以直接离开的权利。对于生活在国内的她们而言，如何在各个行业都不景气的情况下找到新的应对方式才是最重要的。乐队停滞后，她换了一份更需要投入精力、发展前景也更好的工作，目前往返于北京和迪拜。小丽所在的文化机构同样关闭了之前线下空间，正在寻找新的场地和筹办活动的机会。而选择留在中国的Jesse仍然喜欢北京的气息，他希望能做一些帮助西方世界更好理解中国的事情，定期为《汉语世界》、sixthtone等有官方背景的英文杂志与媒体供稿。

在小块儿关闭的那天，大卫收到了200多条来自不同顾客的消息，诉说小块儿对他们而言是个多么有意义的空间。他把每一条消息、朋友圈和推文都截图存进了电脑的收藏夹中，想要记住这些真挚、可爱的面孔。我也最后一次站在它闪着蓝光的logo下面。我在这里画过灯笼、插过花、淘到过喜欢的磁带，但印象最深的还是观看一场由来自伊朗和土耳其的三位音乐家带来的演出。他们用吉他、口琴和土耳其传统乐器萨兹琴演奏由波斯语诗歌改编的乐曲。尽管语言不通，我依旧在他们编织的低缓乡愁中度过了一个沉浸的夜晚，一场在国际化都市独有的相遇。

但从大卫九年前经历的那个欢迎的、充满活力的鼓楼之夜，到因为播放含有LGBTQ+元素的电影遭到审问、不得不离开的今天，我们所处的这片土地是更开放了，还是更害怕开放了？北京曾是许多原生态的、独立的、社群式空间的发源地，人们在此拥抱差异、构建联系、共同创造，而今它们的生存环境被压缩，在审查之下接连消失，那么这些原本生猛的、多元的声音，又让位给了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