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花学运十周年台湾深度

一念十年:台湾20世代的太阳花记忆,会是什么模样?

“我们是不是真的很容易被煽动?”

图:Rosa Lee

端传媒实习记者 林宣佑 陈禹蓁 钟依静 江亮儒 记者 许伯崧 发自台北

刊登于 2024-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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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4年3月18日晚间,一群不满国民党立委张庆忠以30秒通过“两岸服贸协议”的学生及公民团体,冲进立法院瘫痪议事,并展开为期24日的公民运动,台湾社会也因著这种全面性的运动受到剧烈摇晃,那股盘据街道对峙的余热,依旧弥漫至今。

一念之变,十年之途,当年的运动者如今有著截然不同的际遇,各自走出不同的人生,台湾政治版块在太阳花学运后亦面临重组洗牌,公民社会随之兴起、茁壮与健步迈前,持续在后太阳花时代吹拂台湾社会。如果记忆有期,十年之后,你还记得哪些?如果记忆无法抹消,参与者又如何与其相伴?端传媒将自3月13日起,刊载太阳花学运十周年系列文章及特制页面,向著记忆的碎片发出回声。

2014年,一场突然其来的占领立法院行动,让3月的台北街头陷入一股狂躁的情绪。这场运动,经常被媒体称为太阳花学运,透过彼时的社群媒体直播以及大众媒体的接棒,铺天盖地吹袭这座岛屿。

如果记忆有层次,那么以占领地立法院为中心,议场内的学生为记忆的原点,渐次向外辐射,随著距离立法院的远近、身处地点的地理空间,人们对这场运动的视角切换,亦如万花筒般折射出不同形状的记忆面貌。

这群上个十年的20世代,在运动的冲撞中历经了自己的社运青春期,启蒙了政治,也成为台湾近十年来公民社会的一股新生力量。

那么,现在的20世代呢?在十年以前,他们仅是十多岁的国高中生,他们是否也被卷入这场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中;又或者,他们挣扎于十多岁的苦恼之中,看著运动的浪沫,而未被卷入时代的巨变之中。

端传媒找了四名实习记者,问问在他们那个世代,太阳花学运对他们来说是什么?不若二十多岁的运动者,他们否定了原生家庭保守的政治意识形态,上街呼喊口号、时而与镇暴警察对峙。当年仅十多岁的他们,原生家庭如何影响自己?是继承或是挣脱,继承的又是什么,想挣脱的如何言明?在记忆的外层,他们的太阳花会是什么形状,记忆又是什么模样?

林宣佑,当时14岁,国中生,屏东人,偏蓝家庭

无论电视、报纸还是周遭大人都将318定调为“学运”,暗暗指涉运动本身是不成熟的举动,没想到在真正不成熟的中二生脑中,却成了一种英雄式的梦想。

2014年,“社会运动”于我仍是国中社会课本里一行带过的定义,没有独立章节甚至段落来说明,如果前一年的“万人送仲丘”凯道游行没有发生,我猜课本上甚至不会有参考图片。3月18日,当时国中二年级的我,为了教育会考记下“社会运动”的核心概念是“由下而上发起的”,不知道300多公里外,聚集在立法院前的大学生、教师、各行各业的民众,正在为我们示范比课本字句更重要的民主政治。

经过电视新闻的大力播送后,连位于台湾最南端屏东的国中全校都知道立法院被占领了,校园弥漫著一股躁动,但其实大部分的国中生无暇担心国家,躁动只是来自青春期的荷尔蒙。当时28岁的历史老师,周末从屏东搭车北上参与抗议静坐,再赶回课堂分享他的经验和热血情绪。他说他垫著薄薄的纸箱在柏油路上静坐了一整天,后来屁股痛到没办法正常行走。在老师活灵活现的描述下,原本毫无生气的上课时间突然开始有了反应。那时候的国中生日常里,“中国”才不是敏感词,“服贸”当然也不是,但对“屁股”话题绝对充满惊呼和兴致。

十年后,我认为“318运动”在我短暂的人生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国二那年在记忆中仍是模糊的“岁月静好”,但不表示它对我而言没有价值。

上高中之前,我得遵守多项严格的家规,每天学校与家里两点一线,禁止上网且一天只能看电视15分钟,9点一到就上床睡觉,也没有零用钱。宝贵的15分钟电视时间我会收看同侪间的热门偶像剧,绝没有新闻频道插足的余地,因此我对时事的认知,来自经过客厅时瞥见的晚间新闻片段,以及书房外偶尔传来的政论节目声音。

2014年3月19日,太阳花学运的学生继续占领立法院。摄:Patrick Lin/Reuters/达志影像
2014年3月19日,太阳花学运的学生继续占领立法院。摄:Patrick Lin/Reuters/达志影像

我不但没机会接触非主流的新闻媒体,连主流媒体如何报导318运动都不晓得。回想起来最荒谬的是,我印象最深的相关新闻是知名综艺主持人徐乃麟当时的评论,他唱衰现场学生:“有本事就在立法院住两年,住到马英九下台,我天天都会送物资。”无论电视、报纸还是周遭大人都将318定调为“学运”,暗暗指涉运动本身是不成熟的举动,没想到在真正不成熟的中二生脑中,却成了一种英雄式的梦想。

那是我幻想中大学生的特权,要在离屏东老家300公里外的地方为内心理想挥洒热血、不做总是令人安心的孩子⋯⋯做当时的我做不到的事,318运动在国中生的心中成了“叛逆”的象征,对比四年后真的考上台北的大学,常常在凯道和行政院前流连、掉眼泪的我,不知道算不算“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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