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年前的秋天，“战胜非典”的凯旋曲还在耳畔，近千名感染SARS的患者，陆续出现股骨头坏死的征兆，它是不恰当的医疗救治方法造成的。从致命病毒手中幸存下来的人们，被“不死的癌症”折磨着，多数人陷入了生活困境和心理危机。
本文主人公武震在救治一线因公感染，一度生命垂危，“痊愈”几个月之后，遭受接踵而至的重击——救治手段造成的大面积股骨头坏死，医药费报销的艰难，对“靠山”依赖感的崩塌，还有随之爆发的重度抑郁症。
武震说自己被迫成为“有故事的人”，现实的荒诞让她痛醒了，不再天真了，她能依凭的必须是自己。
我与武震的交往，贯穿了新冠三年。我试图还原武震漫长的自救之路，身体上的，心理上的，信念上的，与她一样，我相信这些故事不仅仅属于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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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6日，在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人民医院）急诊科，见习医生武震跟着带教老师陈医生值夜班，他们只是戴着普通的医用口罩，穿着白大褂。当晚，一位患者主诉胸闷，武震亲自为其做了心电图等检测，并没觉得这个病例有什么特殊。
武震是北京丰台区花乡医院的医生，在进修了本科以后，得到在人民医院见习的机会。那么有名的医院，26岁的她把自己看作幸运儿，去报到时，刚二月份的天儿，竟然感觉“从里到外都暖烘烘的”。
入职一个多月，天气真正暖起来，春风和煦，花开繁盛，而SARS如一团乌云，正“毫无征兆”地侵袭京城。
早在年关前后，一种新型神秘肺炎（注：世卫组织后来命名为SARS，统计的死亡率接近10%，中国习惯将该病称为“非典”，即非典型性肺炎——编者注）已经出现在广东、香港，各种传言和辟谣漫天飞。武震当时还有些不理解——据说医护人员也被感染了，他们怎么那么不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