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9月9日是台湾的律师节，台湾律师团体会举办盛大庆祝活动，今年恰逢国民法官新制上路，司法院长许宗力前往“全国律师联合会第76届律师节庆祝大会”致词时指出，处理国民法官案件的律师表现如“一盘散沙”，检辩实力不对等若成常态，有害司法公信力，引发全律会的不满。
全律会随后于12日发布声明，直言对许宗力的言论“难以苟同”，并要求合理计付国民法官案件法扶律师酬金。虽后续司法院再以新闻稿感佩律师的付出，试图为这起纷争止血，但这起“散沙说”的争论，也在在凸显国民法官上路后有待正视的隐忧。
台湾国民法官制度于2023年1月1日正式施行，担任国民法官需为年满23岁的中华民国国民，且在地方法院辖区内连续住满4个月以上，在逐案随机抽选后，经过法院选任程序抽出6名国民法官与3名职业法官组成国民法官法庭共同审理、评议、判决。案件类型为因故意犯罪而发生死亡结果的案件，如酒驾致死等。
目前，全台各地的国民法官法庭已审结7件，待审案件将近60件，已审结的7件国民法官分别为：新北地院家暴杀夫案判7年2月；台北地院的酒驾致死判7年2月；基隆地院酒驾致人于死判9年徒刑；新北地院单亲母亲杀子案判16年5月徒刑；金门地院酒驾致死肇逃判9年；台北地院酒驾致死判7年2月；台中地院毒驾致2死1伤判12年，对此结果，法界多认为国民法官有重判的现象。实际上，此趋势不约而同与日本裁判员制度上路后相仿，裁判员判决案件量刑亦大幅提升；虽被告得透过上诉行使救济，但上诉审法院原则上仍应尊重国民法官的量刑结果。（延伸阅读：《台湾首起国民法官判决出炉：不堪37年家暴，妻杀夫判7年2月｜Whatsnew》）
对此重刑化的趋势，法界有意见指出，此为检辩训练差异致使，但也有律师认为，这样的“实力差异”源于市场经济因素考量，以承接国民法官的法扶律师酬金来看，国民法官案件酬金相较过去法扶及义务辩护人的案件，已提升1.5至2倍，且国民法官案件每位被告至多由三位法扶律师辩护，且依实际投入的工作量，每人至多仅可领取最多7万5千元新台币的酬金。
须留意的是，因国民法官案件压缩在5至7天内审理期间内，辩护律师必须放下手边其他案件、全神贯注为国民法官案辩论，而此是否会排挤到律师处理其他案件的时间，影响到律师整体的经济收入，则为不得不正视的“理性”考量。此也为“散沙说”的症结所在。
律师“实力差”，源于双方资源差异
沿此脉络，许宗力9日在全律会上的发言指出，虽然国民法官法庭案例还不够多，但各界均点出检辩双方实力不对等的现象，律师倾向单打独斗，即便多名律师出庭，但欠缺组织奥援与约束。许宗力直指，看不出律师有团队合作的倾向，像是一盘散沙。
许宗力也表示，如果检辩实力不对等的现象未获改善，进而成为常态，将不利于当事人权益保护，有害司法公信力。他说，司法院作为国民法官制度的推动机关，需要有所因应与作为，不能消极透指望借由律师的市场机制来解决。
许宗力说，司法院正研议如何协助半官方的法扶基金会，在法扶律师团队中，以专门承接国民法官案件的“任务编组”方式，强化辩护能力，进而使检辩实力对等。
司法院则澄清，院方理解此为官方与非官方的律师界，在组织、训练、人力配置上自始即有明显差异，才会出现检察官在法庭上能展现团队合作成果、律师却显得势单力孤之情；许宗力应邀于律师节庆祝大会致词时，是要向律师界说明，司法院已积极研议应对之道，并非要批评各案中辩护律师的表现。司法院指，也将研议是否酌量提高法扶律师承接国民法官案件的酬金。
国民法庭诱因不足，难以吸引有经验律师参与
无论许宗力这段被指摘为“训话”律师的发言、或司法院后续提出的澄清，内容皆指出国民法庭中检辩双方实力不对等的现象；而此实力上的落差，多指向制度与资源上的差异。
林俊宏律师对此指出，律师在近几件的国民法官法审判，确实表现未尽人意。国民法官新制对于律师来说，并没有参与的诱因，自然不会有太多人会认真研究及投入，因此律师资源在国民法官新制中，自然是不可能充足的，想要辩护人有力的表现，在现状下，显然是缘木求鱼。
陈奕廷律师受访时也表示，真正参与过国民法官模拟法庭的律师，都明白地表示不愿意承接国民法官案件，而目前承接国民法官案件的律师，都是没有经历过国民法官模拟法庭的，自然无法马上上手国民法官案件。
沈元楷律师认为，律师对于国民法官案件最大的问题，出在于“经济理性”。实际上，国民法官案件远较一般刑事诉讼案件繁杂，从收案、准备、审理估计要花到近百、甚至上百小时，然而以目前法扶最高为7万5的酬金，难以吸引有经验有战力的律师长期投入，在报酬十分有限的情形下无限投入，非常困难，违反经济理性的制度，也很难长久存在。
即便许宗力提及可采行“任务编组”的方式应对，法学学者黄丞仪则在《上报》专栏指出问题：没有长期合作的律师，要如何在法庭上有默契？黄丞仪分析，当找了一堆人来，谁才是主力、费用又该怎么算？黄文认为，律师平常面对市场竞争、抢案子是常态，如今要合作的动机是什么？他直言，“一盘散沙”是常态，律师界生态即是如此。
而许宗力发言则被外界视为在指责律师“能力差”，黄文指出，就国民法官实施结果来看，不见得是律师能力差，而是律师界生态很难承接这类案件，“大所不接、小所勉强接，但报酬低，难以投入”，虽然律师具有公益性，但律师也要求生存。
在台湾，律师承接诉讼案件一个审级（台湾为三级三审制）约5万至15万元新台币的律师费，并会随着律师资历、案情复杂度向上提高酬金。国民法官案件相较其他案件，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辩护工作，除开庭前的案件研读、诉讼策略制定等需花费一定时间成本外，也势必排挤到分配给其它案量的工作时间。
在国民法官上路前，即有法界人士提醒，国民法官制度会让有钱的被告以更高的酬金聘请律师，但没钱的被告只好寻求法扶或公设辩护人、义务辩护人，或是愿意酌收部分酬金的律师。在论件计酬的律师界生态下，不同案源的收入多寡将影响律师投入的心力与程度。这样的提醒，如今在国民法官上路后随着院长许宗力的“散沙说”，再次发酵并重回台湾舆论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