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缅甸流亡者来说，湄索（Mae Sot）是他们从缅甸到达泰国的第一站。它位于紧邻缅甸克伦邦的泰国西北部边境上，而边境那一边克伦邦无休止的冲突，几十年来不断为这里带来流离失所的逃难群体。湄索也向来是缅甸劳工、小商人往来频繁的地方；多年的流动中，这里几乎已经变成一座缅甸城市——到处可见缅语标识，每家餐厅和商店都有缅甸雇员或是会讲缅语的泰国人。在庞大的缅甸集市和聚居区中，一些缅甸人的父辈就在这里出生，他们频繁往返于边境两端，政治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回到那一端生活，变坏了就过来这边。
在2021年2月政变发生后，缅甸“春天革命”（Spring Revolution）的流亡社群也在这里找到了安身之所。政变两年后，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歇过，尽管关于缅甸革命的消息在国际媒体上几乎销声匿迹——尤其在俄乌战争爆发后，这里的苦难和斗争几乎被遗忘了——外国人几乎只知道这里发生了政变，就连“春天革命”这个名字都没那么响亮。时至今日，缅甸城市中的反政变示威已经难以为继，抗争者被捕、被酷刑折磨、被杀害，一部分人跑去丛林组成了“人民防卫军”（PDF），加入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势力游击作战；另一部分则流亡到泰国，在线上继续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CDM）。
2023年2月，正值缅甸军事政变两周年，我来到湄索，走访“春天革命”的流亡群体。这里的缅甸流亡社群与我在曼谷和清迈遇到的，申请到学签、或有国际机构支持的缅甸人完全不同，他们大多是在军政府的名单上的抗争者，护照被注销，只能偷渡过来。在湄索，他们并不打算融入泰国社会，而是在位于这座城市不同安全屋的各种组织中，参与这场还在进行中的革命。
我在这里认识了丁扎顺雷伊（Thinzar Shunlei Yi，以下简称顺雷伊），1991年出生的她，是目前缅甸在全球范围内最知名的民主活动家之一，也是没有护照的流亡部队中的一员。顺雷伊出生和成长于缅甸的军官家庭，这使得她后来成为反军政府的民主活动家的经历显得更加传奇。在她成长为民主活动家后，她的父亲、已退休的前军官几度接到了军方情报人员的电话，威胁他管教好女儿。在军方发动政变后，父母知道不可能阻止女儿继续抗争，于是只好公开发声明断绝父女关系以自保——当警察上门时，父母便告知早已失去了女儿的联系。她与法国记者纪尧姆·帕约 (Guillaume Pajot) 合著的自传《我与缅甸军政府的斗争》（Mon combat contre la junte birmane），不久前在法国出版。
2021年2月缅甸军事政变发生后，严酷的镇压和迫害导致大部分缅甸抗争者只能匿名活动，顺雷伊是为数不多的高调实名反对军事政变的年轻一代缅甸活动家。因此，当昂山素季作为缅甸民主符号因罗兴亚难民危机而在国际社会声誉破产后，年轻且英文流利的活动家顺雷伊成为了西方媒体追捧的对象，甚至有媒体将她比作“第二个昂山素季”。但这也为她在缅甸社会内部招致更多骂名，昂山素季仍然是缅甸集体意识中的民主女神，很多年轻人甚至政变后把她的形象纹在了身体上。而顺雷伊却一直以昂山素季的批评者著称，到了昂山素季再度入狱的今天，任何对她的批评都更难被接受。很多缅甸人认为，她批评昂山素季，只不过是想取而代之。
2017年，昂山素季民选政府执政期间，缅甸若开邦发生了针对罗兴亚人的大屠杀，造成70万难民，昂山素季在海牙联合国国际法院上公开为军政府辩护。但在那时，缅甸的主体族群缅族人上街示威捍卫她，也因而对罗兴亚人面对的人道主义危机视而不见。顺雷伊曾在那时公开表达对昂山素季的谴责。到了2019年，缅北克钦邦的政府军与少数民族地方武装之间发生严重冲突，造成近万人在国境内流离失所。此时，越来越多反战年轻人开始在大城市里抗议，表达对昂山素季无力完成其许下承诺的不满——她曾承诺将解决与寻求更多自治的边地少数族群数十年的冲突。在仰光组织抗议的青年反战群体中，17人被捕，并以“扰乱公共秩序”为名起诉，顺雷伊就是被捕的青年反战活动家之一。当她被释放后，却开始收到了各种辱骂信息，只因她对昂山素季的异议。
顺雷伊的抗争道路无疑是艰难的，面对军政府的威胁的同时，也要承受拥护昂山素季的缅甸大众的误解。但是，在这个泰缅边境的小城市，她对缅甸的前景充满了希望——在军事政变发生后，当军队将枪对准了主体族群缅族的抗争队伍，缅族人开始同情罗兴亚人以及其它少数族群的遭遇，为自己曾经的缄口而悔恨。时至今日，旧宪法被革命废除，新的宪章在不同族群的不断协商中诞生，革命对缅族主体意识发生了巨大冲击，人们开始重访缅甸自独立以来未竟的“联邦”议程，讨论少数族群如何在未来的缅甸国族建构中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源。
在革命打破的僵局和所提供的全新未来面前，在团结所有族群的共同斗争之中，顺雷伊说，她不再感到孤独。他们将是一个崭新缅甸的第一代人。
以下是顺雷伊的访谈。
端传媒：可以简单介绍下你从缅甸军官的女儿，转变成民主活动家的心路历程吗？
顺雷伊：2007年藏红花革命爆发的时候，我只有16岁。你知道的，我成长于军政府家庭。在那一年，我在那个军队大院里，好奇外面在发生什么，为什么那些和我一样，或者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都在街上抗议。我爸爸妈妈对我说，没什么，那只是一些叛逆的人。在那时，所有我能接触到的媒介上的信息，都是高度审查过的，那些支持民主运动的声音在那些媒介上很难发出来，而我更不会被允许走到街头自己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的家人会说，街上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