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政变两年：在台缅人经历的动荡、选择和“最后一搏”的希望

政变两年后，缅甸人的“最后一搏”

“我问我爸爸，为什么我们要离开缅甸，他的回答都是：因为缅甸动荡不安。”

1983年在缅甸掸邦当阳出生的杨万利，10岁时随家人迁移台湾，最后落脚在人称“缅甸街”的新北市中和区华新街，这条街区自1962年尼温将军夺权起，就逐渐吸纳因政治变化而辗转逃离的缅甸移民，尤以华人数量最为显著。杨万利一家，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来到台湾。

直至长成，杨万利才在确认自己认同归属实为“缅甸人”的过程中，明白父亲口中的“动荡不安”是什么意思，对“离开”与“留下”的两难，更能深刻同理：离开，是要想方设法地融入异地，而留下，则要咬紧牙关面对缅甸这个国家每20年的“动荡”。每个选择都很艰难。

离开的人，有些来到台湾，便也将记忆与文化栽种在这条缅甸街上──这条街不仅反映这个国家的近代史，街上的住民也成为不同时代政治经济记忆的载体。包含两年前发生的缅甸军事政变。

2021年政变发生之时，台湾正准备迎接新年。那个2月，只要鞭炮声响起，就令缅甸社群心惊，既触动记忆，也诱发忧虑；街上居民有的表面上漠不关心，有人因担心回不去缅甸而沉默不语，有人怕抗议者将事情闹大引发争端，当然也有不少人坚持成为反抗力量的后援，始终没有放弃。

今年，这场政变看似“届满”两周年，实是“持续”了两年，而且还在继续──缅甸军方在政变两周年之际，宣布延长紧急状态，原本承诺的选举也未见具体时程；异议分子与抗争者，持续受政府镇压。依据缅甸政治犯援助协会报告，截至2023年1月30日止，军方已杀害2,901 人并逮捕17,492人（其中282人是儿童），至今仍有13,719人遭到拘留。又，自 2021军事政变以来，已有143人被判处死刑，其中4人已被处决。被捕者有176人是记者，其中多达62人仍在监狱或警方拘留中。

与此同时，于2020年胜选却被军方宣布非法的议员、少数族群代表和反对政变的核心人物，在2021年4月组成民族团结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NUG），并组建人民防卫军（People’s Defence Force，PDF），还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拿起武器，加入由少数民族带领的武装部队，并与拥有精良武器和坦克的缅甸军队对抗。为了反制游击队，军方不分青红皂白、不管目标对象进行空袭。在战火中受困挣扎的，始终是平民。

据缅甸独立智库“战略与政策研究所”（ISP-Myanmar）报告指出，在政变后，至2022年10月中旬为止，至少有38,568所房屋和建筑物被烧毁或摧毁，平民死亡人数为7,158。而负责难民事务的联合国机构联合国难民署估计，自军事政变以来，截至 2023年1月23日，流离失所者人数为124.4万人（ISP的估算数字更高，为190万）。

两年来，缅甸人民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基础建设，因冲突而被摧毁，物价上涨，民众生活艰难，这些景状足以造成严重的人道危机，却没有办法透过媒体传递出去。关注缅甸的媒体工作者都不免感慨：比起乌克兰战争，缅甸人真正的处境，遭到完全的忽略。

但即使这个世界的注意力不再，缅甸人仍坚持苦战，他们坚信，这是“最后一搏”，只因政变让缅甸迎来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团结时刻。

站在观察者的角度看，2021年这场政变所引起的反抗与效应超越过往的民主运动，其特色包含：跨世代、跨地域、跨族群与跨宗教，例如经历民主运动的中生代，与擅长网路享受过短暂民主自由的Z世代合作；又或是位处优势地位的缅族自我反省，并与少数民族携手合作，以及各宗教代表在这个独尊佛教的国度共同成为人民的后盾等等，都让缅甸这场抵抗运动，更显不同。

“缅甸军方几十年来一直声称要实现国家凝聚力，现在他们终于达成了⋯⋯。”在斐德希克‧德波米（Frédéric Debomy）创作，漫画家柳广成绘制的《缅甸，最后一搏》中，对这场运动提出观察，却也提问：“但，这种仍稚嫩、脆弱的团结，能否在军方对人民的又一次胜利中幸存？”

在缅甸2021年政变届满两周年之际，端传媒在台湾访问了四位不同世代、不同身分与族群，且分别经历过1962年尼温夺权、1988民主运动、2007年番红花革命以及2021年政变的缅甸移民与留学生，透过他们的生命叙事，一方面反映所谓“动荡不安”的缅甸景况，另一方面，也从他们的视角，呈现2021年政变的发生、现在，与他们所期望的未来。

浩浩，2000年生。华人。2021年缅甸政变亲历者。现于台湾求学。

我在曼德勒出生、仰光成长，是他们所说的Z世代，虽然生活在一个相对开放的时代，但我和我的学长们，都还留有军政府掌权时期黑暗封闭的记忆──像是时常没有电可用，或是没有手机、无法上网，卡通也是别的国家播过很久后，我们才看得到。总言之，缅甸就是很落后。

到了12岁，我才拥有自己的手机，可以玩电动，可以上网探索世界，也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才几乎家家户户，不论高阶或便宜，都人手一支手机。以前，公车上都会有扒手偷手机，但在翁山苏姬执政时期，就比较不会有这种事发生，因为手机已经很普遍。然而，在2021年政变后，治安又回到早前的败坏，公车司机甚至会和扒手合作，威胁乘客，抢夺财物。

正因为我们拥有两个不同阶段的政治社会体验，又因为我们这一代活得这么有品质，尝过自由的滋味后，就很想要把原本的生活夺回来。因此，光是我们学校，就有八成的学生挺身抗议，甚至有很多人参加人民防卫军（PDF）。

政变当时我已是大四生，因为疫情的原因，在家视讯上课。原本只要通过3月举办的考试，我就可以拿到学位毕业。但2月1日的政变，让考试变得不可能，学生也都上了街头。

大家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上街头的，而是先给军政府三天的期限，要求他们释放翁山苏姬，不然就要发动示威。

2007年番红花革命时，我年纪还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只有走在路上被催泪瓦斯刺激眼睛的记忆；2021年的示威抗议，是我第一次经历的群众运动，但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走上街头，而是几天后才跟著学校同学一起行动。行动的理由很简单：谁都知道军人是错的。

我的弟弟当时才读高中，比我还积极，我们的父母并不反对我们参加抗议活动，最初只是叮咛我们要小心，等到情势变得混乱，才忍不住劝阻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出门。一开始，军警会堵路不让我们前进，示威者也会自制汽油弹反击。当冲突愈来愈激烈，军警便加强镇压、朝我们开枪。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跑在我前面的一个年轻人被爆头，直直倒下去，而我只能不断奔逃，躲到一个大楼的六楼躲藏。接下来几天，我仍然出门参加抗议活动，但担负的任务就只是在高楼拍照，负责观察动态、搜集资料而已。政变后两、三个月，我就退出抗议现场，到公司上班。

政变之前，我会靠著贩售鞋子，替自己赚取生活费和零用钱，政变后，我没有学校可上，也耗尽积蓄，只能四处求职谋生。这时我支援反抗者的方式，就是将自己的部分薪水捐出，让他们可以买武器之类的。这也是一种参与。但后来有人打著募资的名义向我敲竹杠或是诈骗，被骗了几次后，得到教训，除非进入人民防卫军的学长直接来找我，否则我就不再把自己的辛苦钱交出去。

因为我读的是缅文学校，所以有缅族朋友，也有华人朋友，在运动的投入程度上，是缅族朋友比较积极，华人朋友就不一定，但如果身边缅族朋友多的华人，就比较会受到影响而参与，反之则否──因为华人在缅甸是不被承认的族群，政府不给予我们公民身分，所以，有时华人会采取保持距离的态度。

这些华人当然能清楚判断谁是谁非，但有的人会希望翁山苏姬所属政党可以好好地跟军方谈，避免冲突发生，有的人还会反问：“我们支持他们，他们会给我们户口吗？”华人在缅甸一直没有受到公平对待，从父母那一代就没有被公平对待的话，自然也会影响下一代的态度。

政变初期，我们会感觉到对华人不太友善的态度，像是网路上就有很多针对华人的嘴砲，像是把中国在伊洛瓦底江上游盖水坝的事拿出来讲，很像我们这些华人会因为这件事而分到很多钱、得到很多利益一样。但自从华人女孩邓家希，还有十九岁的华人医学生在抗议现场丧命后，这种网路上的攻击就比较看不到了。

我对于反抗运动没有那么乐观，我觉得还会再打一次仗。现在人民防卫军大多由少数民族领导，他们长期反抗缅族政府，手上握有武器，所以，即使现在不分族群共同团结对抗握有权力的军政府，但若将来反对方赢了，缅族跟少数族群的问题，不见得能解决。

可能政变后，我在缅甸生活，所以比较容易听到各种声音，像是，我有个参与人民防卫军的朋友，他非常热血，在抗议活动中会带头冲锋担任人肉盾牌，也会自制汽油弹，却在加入人民防卫军后，看到这些少数族群保留实力，不会付出全力去打，且控制权都在他们身上，令他觉得很没意思，而离开军队。

我们这代被迫要长大、世故，像我因为没有办法拿到学位，最后只好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台湾读书，被迫整天打工让自己可以在这里生活；有些朋友在家里得不到一口饭吃，选择加入人民防卫军，被迫拿起武器打人，好让自己活下来。像这样的人就不是全为了理想，而是在现实中加入理想。

因为讯息封锁，外面的人无法真正看到缅甸内部发生什么事，所以透过网路传递出来的消息，也没有办法被核实。政变引起的反抗，到现在已经两年，缅甸失业率攀升、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原本500元缅币（约台币7.3元）可以吃到一顿早餐，现在要花上两倍价钱。透过“非暴力抗争”（CDM）来挑战军政府，是很好的想法，但结果却是让社会机制无法正常运转。很难想像一个国家社会长达两年无法正常运转，会是什么情况，客观来看，实际受到伤害的还是人民。

释慈广：1991年生。缅族人。2007年番红花革命亲历者，现于台湾学习中文与汉传佛教。

在缅甸，每个佛教徒家庭里的男孩，都要出家一次，短暂出家也可以。因为我出生在伊洛瓦底，那里只有一个简陋的小学，就再无教育资源，父母希望我能接受完整教育，将来可以有更多机会，于是在我9岁时，把我送到寺庙，让我成为一个僧侣。我是在仰光的寺庙长大的。

这是一个以佛教为主的国家，僧侣地位很高，我们会沿街托钵，接受民众的供养。就算经济条件不好，虔诚的信徒还是会布施，在这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人民的生活景况，像是米价变高，米的品质就会比较不好，经济条件变好，我们得到的食物就很不错。

过程中，民众也会向我们诉苦、请我们解惑，或寻求帮助，因为，在缅甸，僧侣就像民众的老师一样，是他们生活与精神上的寄托，而我们也可以借此观察社会状况，知道民情走向；可以说，僧侣跟人民生活相当紧密，而且是站在人民前面的。

2007年番红花革命发生时，我还很年轻，可能因为年纪小，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所以在这之前我感觉缅甸人民生活很正常。引发番红花革命的导火线，是油价上涨，人民生活变得很不容易，怨声载道，这股民怨最后就由僧侣带头反应。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也是过往缅甸民主运动经验的教训——若是学生或一般人民出面，军方会不择手段压制人民的声音，杀人杀得肆无忌惮，但因为僧侣在缅甸的地位是连军方都敬畏，发出的声音会得到尊重，所以，僧侣们认为这次示威若由他们出面，也许可以挣得一些机会。然而，军人还是对著僧侣开枪。不管是不是误杀，这个杀戮加剧人民的怒火，事件因此扩大。

最初的示威不是发生在仰光，而是其他地区。当时通讯不发达，没有网路，在仰光的我们丝毫不觉，直到反抗声浪扩大到这个城市，我出门遇见抗议群众，才知道发生什么事。当时我真的太难过，觉得太不公平了，非常生气，想要跟大家一起抗议。但我的师父禁止我们参与，我们只好偷偷翻墙出去，前往大金塔，加入示威队伍。

当时，穿著迦裟的僧侣形成长长的队伍往前走，民众自发性地在我们左右筑成一道道人墙，保护我们。最后我们在持著盾牌、阻止我们前进的军人面前停下来、坐下来诵经，这么平和的应对，却还是遭到军人持枪恐吓。在我前面，有个约莫国中生年纪的女生说，她会负责冲破封锁线，要大家随后跟上，但，她就被枪打死在我的面前。在我后面，也有人死掉，日后我才知道那是日本APF通讯社记者长井健司。

如果你问我这辈子见过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我会说是这一天所见到的事——军方肆意对群众开枪、羞辱式地抓捕民众，对人民的性命与尊严毫不在乎。这真的是我毕生见过最不光采的事。

此外，军方还派人假装僧侣，实行“离间计”，施放谣言、策反群众，以减少抗议人数和群众力量。在2021年民众对政变的抗议运动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再次发生，只是这次人们不再上军方的当。

在缅甸，军政府最怕三种人造反，一是学生，二是僧侣，三是军人，这三种人会影响政局，对政府造成威胁。所以，你问我番红花革命是不是成功的？我会说是成功的，因为过往缅甸人的挣扎痛苦都被封锁在国境之内，但这场革命让缅甸人民的声音传了出去，让世界听到了我们的怒吼。

几年后，缅甸开放部分民主，人民也相对自由。以前我们常听到民众感叹的是没工作，后来是念说工作好累；过往民众会因为吃不饱诉苦，现在是抱怨东西不好吃。人们的烦恼变得不一样，但有更多空间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评论政治。此时此刻，缅甸人开始能够感知到外面的世界，看到外面的风景。

不像我小时候没有学习的管道，缅甸的新一代拥有多元且多样的学习机会，可以出国读书，可以线上学语言，资源变多了，连我自己都拥有了梦想，想要出国学中文、了解汉传佛教，把不同的思想带回缅甸。所以我在2019年来到台湾。

不料2021年的军事政变，摧毁了我的梦想，我一度感到沮丧，但也决定要在海外声援与协助，唯有如此，才能对抗这个破坏。

缅甸境内的宗教界也是如此，不论什么宗教，大家都一起合作──以前我们没有什么机会认识彼此，所以各做各的，但在这次政变后，透过合作，我慢慢了解其他宗教，也结交不同信仰的朋友。像前一阵子，一位收容百名难民的牧师因为资源不足向我求助，我就提供援助，这在过去是无法想像的，既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彼此也会觉得尴尬，而现在，这一切都很自然。

当然我不能说佛教界的想法都一样，有些僧侣支持反抗运动，有些僧侣比较保守，后者多半居高位，年纪比较大，且对缅甸佛教相当自豪，他们认为如果缅甸民主开放，其他宗教会进来影响佛教的主流地位，因此，站在“保护缅甸佛教”的立场，他们会倾向“保护国家”的军方那一方。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但这样的保守，也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代，视野因此狭窄。他们不是“不好”，而是他们真的“不知道”。

幸运的是，支持反抗的僧侣还是占多数。对于民众来说，光是可以得到僧侣的祝福与支持，就足以带给他们强大的力量。对我们这些僧侣来说，过去可能佛教第一，人民第二，但现在是国家人民最优先。不同族群的人民可以透过自己的方式团结，而我们这些宗教代表就以我们的方式合作，成为民众的精神支柱。

我是僧侣，也是缅族人。族群冲突在缅甸是长远又复杂的问题，一言难尽，但对我来说，大家都是吃缅甸米、喝缅甸水长大，都是被缅甸这块土地滋养出来的，不分族群，不分宗教，我们是共同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你问我对这次人民反抗的想法，我只能说，一定要成功，因为现在正处于缅甸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团结时刻，我们将这场运动视为最后一次抗争，是缅甸人的“最后一搏”。

难免会有些杂音，有人也许会看到一些不好的事，但是我们不应该盯著那一点点不好的东西，应该要看全局。我希望我们能成功，而且一定要成功。

杨万利，1983年。华人，受1962年尼温执政影响而移民，创办“鸣个喇叭！缅甸街”做为台湾缅甸的文化沟通平台。

2021年缅甸军事政变刚开始初期，因为有中国支持军政府的传闻出现，“排华”几乎一触即发。当时，有个叫邓家希的华人女孩，以赌上生命的勇气出门参加抗议，而后死在军人枪下，缅甸人这才知道，原来华人也会参加抗议，也可以跟他们站在一起。

除了邓家希之外，还有个19岁的医学生也在抗议现场丧命，他的母亲听到儿子的死讯后，激动地在街上表示：她失去了一个儿子，她的儿子很乖，虽然他们是华人，但也是吃缅甸的米、喝缅甸的水长大的，他们不是中国人，他们也跟大家一样是缅甸人。像这样的影片在网路上传播，排华的危机才被解除。

尼温在1962年夺权后，实施许多对华人不利的政策，包含经济国有化、废除华文媒体与华文学校，社会上形成排华的气氛。许多华人因此离开缅甸、向外移居，而缅甸街的华人不论来自上缅甸或下缅甸，大多是在这个背景下来到台湾──我们家也是这样，分好几批迁移台湾，我是最后一批，当时我10岁。

我的父亲是云南腾冲人，在他少年时期，因为不了解为什么会有国家信奉共产主义且以贫穷为傲，所以想到“山的另一边”看看，于是来到缅甸，那是1960年，不久就遇到军政府上台。华人在缅甸生活很不容易，但是，促使我父母带我们离开缅甸的关键，还是“孩子的教育”──他们希望我们可以接受完整的教育，显然在尼温政权之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在缅甸当阳出生，在台湾新北市长大，我常问我父亲，为什么要离开缅甸？他会回答，“因为缅甸动荡不安”，我始终不懂那是什么意思，直到长大，开始做缅甸街导览，我才慢慢了解“动荡不安”是什么意思，而我父母追求的，无非是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可以得到保障，如此而已。

我好像慢慢可以了解，为什么华人会说自己是“缅甸华人”而不是“缅甸人”，为什么他们对于缅甸没有强烈的认同感，但与此同时，我似乎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每次政局出现变化，就有排华的可能。那真的是缅甸那个环境造成的。我自己的认同跟我父母还有其他长辈不同，因此，当我参与台湾声援缅甸联盟的活动，而我的父亲问我“凭什么”时，我自然而然回答：“因为我是缅甸人。”虽然他不置可否，但当我坚持这是人权时，他就不出声了。

但有时候我也会反问我自己：如果我不是来自于缅甸，要如何说服台湾人关心缅甸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其他国家人民的困境，当台湾遇到危机的时候，别人会帮助我们吗？

在《缅甸，最后一搏》新书发表会上，有个乌克兰女生说，“自由跟安全很脆弱也很薄弱，有可能会随时不见。”生活在台湾的我们，已经将安全与自由视为理所当然，但如果有一天，这个国家遭遇到跟缅甸还有乌克兰一样处境的时候，该怎么办？

现在在缅甸社群，最常讨论的是：缅甸现在很像世界孤儿，大家可能会关心香港、泰国、乌克兰，但不太关心缅甸。如果有一天台湾发生这事情，我不希望我们跟缅甸一样孤苦无依。

自从缅甸发生政变以来，我感觉，缅甸军方得到最多的就是“谴责声明”，很多国家仅仅是谴责，至多就是经济制裁，再无更多实际的帮助。所以，只要有台湾人关心缅甸议题，我就会觉得温暖。

2021年2月6日那场游行结束后，缅甸街上的许多店家都愿意让我们把口号贴在他们店门口，宣传我们的主张与声明，可是随著局势愈来愈严重，军方枪杀跟抓补的人愈来愈多，这里的缅甸社群就开始出现耳语，说谁是间谍，谁搜集反对政变的消息给军方，让店家越来越害怕，不敢表态，也不愿意让我们张贴抗议的资讯。只有一两家店很有勇气，让渡空间让我们每周都能义卖募款。

我会在这个地方开一家可以举办活动的滇缅美食店面，是想提供一个空间，让台湾人跟缅甸人都有管道可以取得缅甸的资讯，像是这次《缅甸，最后一搏》在我们这里办展览，就是一个沟通的机会。我不是站在前线的人，更无法要求缅甸人继续下去，这好像是叫他们牺牲一样，会很心虚。但尽管我的店无法让我赚到什么钱，我至少能利用这个空间帮忙。这让我有了一点底气，证明自己实际做了点事情。

两年了，不要说台湾人关注力减少，连缅甸社群支持的热度也下降。参加反抗活动的人，生活经济都会受到影响，罢工一个月两个月还可以，但罢工两年，他们要怎么生活？如果大家因为生活所逼，放弃反抗，我也是可以理解。可是杜（可可）大哥就很心急，他经常在网路上贴文，请大家不要让自己的血冷下去。透过这种方式，大家就会彼此加油打气。

其实我对结果没有很乐观，但杜大哥的话却很激励我，他说，军政府之于缅甸，就像大树一样，已经盘根错节几十年，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拔除的，需要时间，一旦拔除，缅甸就可以成为全新的缅甸。因为他这样说，我才可以保持一点正向希望，虽然不觉得一定会成功，但至少没有那么悲观。

杜可可，1967年生。缅族人。8888民主运动经验者，现为“台湾声援缅甸联盟”发起人。

2021年缅甸军事政变后，台湾的缅甸社群在缅甸街发动示威游行，也和台湾民间团体一起在中正纪念堂集会，谴责缅甸军方并声援缅甸人民的反抗运动。后来，我又发起、成立了“台湾声援缅甸联盟”，作为民族团结政府和反抗运动参与者的后盾，也代表台湾与他们连结。

可能因为我是联络窗口，又负责募集资金，比较醒目。今年过年期间，我出门吃早餐，大家不约而同地替我付了钱，但与此同时，我不断接到需要支援的讯息，只好自掏腰包救急。像是刚刚民族团结政府国防部打电话来，说没有钱缴电费而被断电，我便紧急先转了两万泰铢（折合台币约1.76万）过去。军事政变已经两年了，尽管在台湾还是有不少人出钱出力，但需要钱的地方还是很多，我们也只能尽力而为。

两年来，透过缅甸街上每周举办的义卖，台湾声援缅甸联盟为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CDM）的民众，提供生活上的帮助。我们本来以为对抗的局面很快就结束，不料却变成持久战，义卖所得资金愈来愈少，加上汇率变化与通货膨胀，可以援助的家庭跟金额也限缩。我感到非常抱歉，但幸好这些家庭也都能够体谅，并继续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很重要，这样我们才可能会获胜。现在，站在“我们”（NUG）这边的国家越来越多，也一直传出战胜的消息、“我们”（PDF）收复了很多地方。人民防卫军有一百多万人，其中只有六、七万人领有每个月20美金的零用金，其他都是无偿参加，台湾的援助只能提供380位防卫军的零用金，而日本、新加坡、韩国、英国也负担了部分零用金的支出。给他们金钱援助很重要，因为他们是为了我们下一代打仗。

当然缅甸军方也会反击。因为人民防卫军熟悉陆路，在地面比较有优势，缅甸军方就采空袭的方式攻击，很多民宅无故遭殃，惨遭火焚。难民也就愈来愈多。联盟就花钱聘用两个逃到泰缅边境的美索（Mae Sot）年轻难民，替NUG工作──年轻人懂网路、有创意，跟我们这代完全不一样。虽然在缅甸长幼有序的思想根深柢固，像我这种参与过民主运动的世代难免想下指导棋，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年轻世代很有一套。他们很让我佩服。

有个年轻人跑到缅甸的联合国办公室前，拉著布条站了十几个小时抗议：“我们到底要死多少人，联合国才会关心我们。”类似这种行动，是我完全不会想到的，更不用说，还有很多在网路上传播的文案，都让人惊艳。这个Z世代开创了一个新的运动方法与能量。

我是八八世代的人，诚实的说，在参与八八学运之前，作为军官独子的我，并不知道缅甸人真实的生活如何，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

我在曼德勒米铁拉出生长大，从小就在军营生活，生活相当封闭，当我考上仰光大学，踏入校园那刹那，简直大开眼界──我从来没看过女生穿短裙，也不知道可以骑摩托车，视线所及的多姿多采与自由开放，为我带来冲击。更不用说，向来只有缅族朋友的我，开始有了克伦族、华人等族群的朋友。如果问我人生最幸福快乐是什么时候，我想一定就是上大学的那个时候。

我那快乐的大学生活，没有持续很久，可以说，在1987年军政府实施改变货币的政策，引起民怨那时，我的人生就出现了变化──当时我大三，准备参加考试，考到一半，学校却宣布关闭，要求所有学生返回家里。这一切原本与我无关，但有朋友问我要不要去学校礼堂看看，我就随他去看，也因此卷了进去。

进了礼堂，里面竟然聚集了数几千名同学，齐声喊著口号：“终结军人独裁政权， Daw Aye, Daw Aye!（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 实施民主政治， Daw Aye, Daw Aye!”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民主”这个词，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也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这种气氛让我热血沸腾，就也跟著喊了起来。不久，军人冲进来要抓人，所有学生纷纷窜逃，我跟很多人一起翻过围墙，往茵雅湖旁的店面巷弄死命奔跑。只要一转头，就会看到军人棍打学生。

“军人不是应该保护人民的吗？怎么可以打人呢？”身为军人子弟的我无法理解，回到家后质问父亲，父子两个大声吵架，吵到宿舍里的其他军户都听到。

虽然父亲不高兴，我仍然每天都跑出去参加抗议活动，甚至还朝著军警扔掷石头。这个动作被人拍了下来，成为暴乱的证据，导致我每天下午3点都要去警察局报到。

有一天，我们又在街头集会，军方透过大喇叭来压制我们的口号声，并发出警告，宣称若我们不在规定的时间内解散，他们就会开枪。时间一到，果然砰地一声枪响，让大家都愣住了。军人说，他们现在只是将枪指向天空，如果我们不服从命令，枪口就会对著我们。

当时有个年轻的女孩，身穿缅甸传统服装，站在台上对军人说：“你们要对我们开枪，就开枪吧。我们不会停止的。”军人就一枪把她打死了。说到这一段，我现在还会发抖。

每个晚上都在抓人，一车一车的抓，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就这样不见了，人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我还是继续出门抗议。虽然我不知道民主是什么，但我知道什么叫不公。

后来我有个很要好的克伦族朋友约我一起逃跑，我收拾简单行李要从后门溜出去时，看到我妈妈在流眼泪，心生不忍，就又决定留下来。但对于这个朋友的背叛感，一直让我耿耿于怀。2015年，我回缅甸投票后，四处打听他的消息，这才知道他被军方用枪打死，尸体被遗弃在咖啡园里。这真的是我这辈子的遗憾。

尽管母亲不舍，但1988年底，父母还是把我送出国，因为他们认为我继续留在缅甸，一定会没命。我辗转从泰国到台湾，最后落脚在缅甸街。虽然有几次可以难民身分取得美国绿卡，但只要一想到在泰缅边境还有更多缅甸难民排队申请庇护，我就觉得自己不该占用他人的机会。台湾因此成为我流离的终站。

语言不通，无依无靠的我，来到台湾才半年（1989）被朋友带到中正纪念堂，看到声援北京天安门学运的活动，台上的人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在朋友稍微解释发生什么事，我又被大家一起唱歌而打动，就一边哭一边捐了钱。人类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嘛。

1996年，中共试射飞弹，台海危机发生，当时我在工厂上班，听到广播，吓到全身发抖，晚上下班后，跑去政府机关问：“我要怎么样才可以 当兵，保护台湾？”对方很惊讶，笑了出来。但这不是应该的吗？就像台湾人会去替乌克兰打仗，也会关心缅甸，那么，当台湾发生事情，我当然也会挺身而出。

虽说如此，我来台湾后，其实过得很低调，因为当时我父亲还在世，母亲很担心我，为了不替他们惹麻烦，我在异乡便尽可能安静过生活。只是我还是无法对故乡发生的事撇头不顾。

2007年番红花革命发生，我在捷运站发送自制的传单，让台湾人知道缅甸发生什么事，这是当时我唯一能做的事。直到2010年父亲去世后，我才感觉到解放，终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2021年，我决定全力投入声援缅甸抗争运动前，先在心里祈求逝去父亲的谅解：我一定要做这件事。

我很爱缅甸这个国家。缅甸曾经是亚洲最富有最民主的国家，后来却变得如此贫穷落后。所以，当缅甸在2015年举办选举，我便赶回去投票，投票当日我早早就到投票所，投完票就立刻飞回台湾，在飞机上，我忍不住在脸书上写下：“沉睡了50年的龙，终于醒来了。”

我知道全国民主联盟（NLD）也不能说非常好，但没有办法，我们是一定要全力支持翁山苏姬，才有改变的机会。所以当时有人就说，就算是路边的狗，只要他穿红色衣服，我们也要投给他。全国民主联盟后来以百分之86的得票率赢得选举，虽然不能说完全民主，但人们开始有了希望。

翁山苏姬此后饱受争议，名字开始跟罗兴亚人绑在一起，世人对她与缅甸这个国家逐渐产生质疑。但老实说，我认为缅甸的族群问题不是她的错，她也无能为力。

作为一个缅族人，我对自己的族群怀抱著自豪感，过去也一直认为缅甸就是缅族人的国家，“罗兴亚人为什么不回去孟加拉？他们不是缅甸人啊。”政变之后，我跟很多缅族人才真正了解少数民族过去受到的压迫跟排挤是什么感觉，也才明白他们长期抵抗的意志力有多强大。因此，NUG成立不久，我们就罗兴亚议题交换意见后，决定公开向罗兴亚人道歉，并希望未来可以共同建立一个族群平等的缅甸——就像翁山将军当年在彬龙协议所承诺的那样。

这样说来，好像要感谢敏昂莱，因为政变，各族群才团结在一起。甚至可以说，缅甸从来没有这么团结过。

我本来计划55岁退休，退休后要顺著伊洛瓦底江南下，记录沿途的生态风景，就像国家地理频道那样，让大家知道伊洛瓦底江的美丽与珍贵，而中国在上游盖水坝又会造成多大破坏。因为缅甸过去从来没有团结过，所以我还想骑脚踏车绕行缅甸一圈，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探查，想办法让各族群连结在一起。我当时还想：如果进不去，就用无人机空拍。

政变发生，我的退休也梦碎了，现在必须要不停工作赚钱来资助反抗运动。但事情有坏也有好，因为这场政变，我有机会跟各个不同族群的人都变成朋友。我想，在推翻了军政府后，我或许真的能实现踏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梦想，而他们会在自己的珍爱的家乡等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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