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诗怡，人类学者）
转眼，2022年卡达世界杯已临近尾声。小组赛冷门频出，德国队意外出局、被球迷讽刺“德意志战车”精神不再；韩国力拚到最后一刻、奇迹般凭借净胜球跻身十六强，被盛赞其“血性与斗志”。淘汰赛阶段，克罗地亚和摩洛哥倒在决赛门口，却因他们的强悍与韧性、虽败犹荣。男子气概与世界足球的“共生共荣”，似乎成了一个不需要论证的话题。
但这种“男子汉”的精神从何而来？足球是如何成为一种看似“超男性”（hyper-masculine）的运动的？足球文化内部有怎样的运作机制？性别气质的展演背后又有怎样的权力关系与伦理诉求？
诞生之初的阳刚
不难看出，足球的国家化并不意味著男性气质的单一与同质。 但胜利与否的叙事，都充当了一种维护本国荣誉的重要手段，也进一步赢得了参与者、观看者的道德认同。
现代足球从一项英伦贵族在公学的玩乐活动，逐渐成为风靡全球的竞技体育，最初要回到奠定其基本原理的《剑桥规则》（1848）和组织框架的英足总（1863）。两者当时已反映出典型的英国绅士精神：一种对“勇气、冷静和忍耐的要求”。 这个以男性为主、要求队内成员相互配合、服从整体，向对方球门发起猛攻的团队运动，不仅在英帝国本土收获大量关注，也成为其向海外殖民扩张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西班牙引以为傲的毕尔包地区，亦由来此地采矿的英国工人带来足球火种。 他们的踢法一向坚韧，与国内其他地区（例如加泰隆尼亚）大相径庭，很难说没有受到早先英国产业工人价值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