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在经历其“衰落”或“青黄不接”的阶段，这一说法似乎已经存在了好些年。但2022年是有些特别的。一方面，因为政治环境局限，不少新生创作者的电影选择在海外崭露头角，而也获得了不少好成绩；与此同时，《明日战记》《饭气攻心》等作品票房大卖，也被视为行业的回春。
也是在今年，由文艺复兴基金会主办的“夺目影像”企划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夺目影像创意总监、近日上映的剧情长片《过时·过节》导演曾庆宏，和文艺复兴基金会/夺目影像总监柴子文，作为行业的创作者和经常在行业中为新人提供帮助的连结者，对于当下香港电影的创作现状有自己的感悟，也希望通过这一项目为年轻创作者带来更多机会。
初衷
“夺目影像”是文艺复兴基金会2021年创办的新企划，旨在探索影像创作、制作及发行的新角度、新可能，为新一代影像创作人提供项目拓展与自我增值的机会，以及融资和扩展人脉的便利。
“我们前两天还在讨论，在香港的环境下，一个导演要持续拍下去是比较艰难的。有多少导演在有了首部剧情片之后，有第二部第三部呢？其实也很困难。当环境困难时，是不是可以自己主动些、有更多方法？我们这个项目就是想填补中间的空缺。拍不了长片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独立些、低成本的片、拍纪录片、做实验影片，想做这方面的训练。”柴子文表示。
回溯设立企划的初衷，柴子文说道，主要的想法有两个。其一是打通不同种类影像，鼓励新导演多元创作。他引述导演刁亦男在一年文艺复兴夏令营时的介绍，称一个导演要拍一部长片，需要很多资金、很长时间，其实很困难。“当时刁亦男鼓励大家，拍不了长片时，不要荒废了功夫，可以拍纪录片、做低成本的短片等，持续在创作。现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黄信尧也是如此。”
第二个初衷，是对自主制作的重视。“我们很强调自主制作(self-producing)。现在的环境容许大家在没有商业压力的状态下，可以比较自己主导做一些作品，但条件是需要自己主动。”柴子文解释，主动的意思，是主动参与，从创作开始到制作过程、到发行、参展等，是一条完整的生态链条。“不能只顾创作，不理后面的事情。”
独立创作与自主制作
自主制作是“夺目影像”企划注重培养的能力之一。柴子文引述国际知名导演华纳荷索的分享：荷索的头三部影片都是自己担任监制，而过了这么多年，成名、获得不少投资之后，他对新导演的建议依然是：在早期、特别没有出名的时候，应该参与自己最早期影片的制作过程。“那是一个最好的时间，你可以自己把握机会，做自己真的想做的作品。”柴子文说。
除了制作，企划同样关注创意。柴子文认为，哪怕“经济贡献”不大，但创意卓越、艺术上很有影响力的作品十分重要。“国际上也非常关注这一点，比如越南近年有一些好的作品，业界也是更关注它的创意，而不是消费话题。”
从创作人的角度，曾庆宏认为，“夺目影像”推崇的独立创作精神，可以应用在香港这个土壤上，但一直较少被人提及。“我不是读电影出身，但我一直相信可以用独立的身份做电影，所以我一直寻找不同的资源，尝试了一段时间，发现可以做到，也希望更多人能这么做。香港电影的环境，已经说了十几二十年，一直说机会越来越少，资源越来越少，本来可以的方法未必再可以，但又有些不知为何成功的例子，所以确实是没有成功的方程式。”
在带着自己的短片参与辛丹斯电影节后，曾庆宏受到一些启发。“我去辛丹斯的时候，他们也在做这件事，策展上，短片并非以类型区分，同一个单元有剧情、纪录片、实验、动画，而他们的共性是自主制作和独立精神。这一点我觉得可以放进香港影像创作的土壤。”
“我们很相信Independent filmmaking的精神。加上self-producing，你不可以只做创作，很多事情要自己亲身参与。”柴子文认为。
“我们不是给资源最多的，也不是有最好的方法，但我们希望推广Independent filmmaking的精神。”曾庆宏补充道。
流程与筛选
“夺目影像”于2021年完成第一届后，于2022年改变形式，将整年的企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于今年8月以夏令营形式举行，主要强调创意。“在夏令营中，不同岗位的人一同做创意刺激。我们很强调跨界交流，比如第一天探索形体和影像的关系，第二天关注声音和影像的关系，第三天加入文学改编、剧本创意。学员最终要分组合作创作一个短片。”柴子文介绍。
而正在进行的第二阶段的“夺目影像厂牌计划”，则会征收12个影像计划，帮助新导演发展计划，从故事叙述、出品发行、到如何Pitching、融资手段等的训练。透过内部提案，12个项目中有两个会各获得4万港元的资助，也可争取机会进入第三阶段的国际提案大会。
柴子文展望，在明年的第三阶段，包括国际提案大会在内的Eye Catcher Global，希望连结国际。“我们会再公开招募一些不同类型的影像项目，向国际业界代表做Pitching，也会有一对一意见、放映交流，更设计一部外国片、一部本地片的1+1对话等环节。我们还会制作showcase集合介绍给海外嘉宾，希望香港新导演的作品可以被带到嘉宾们自己的海外社群中去。在刚开始的几年，希望聚焦香港本地的项目；以后希望也可以开放给海外的项目报名。”
他们特别希望和东南亚的电影圈在明年可以有一些交流，目前已经锁定了泰国、印尼、尼泊尔、韩国等国。柴子文说，近年东南亚的电影很受国际关注，而韩国更不用说，在发展上走得很前。
有不少新导演希望获得这些机会。谈及筛选过程，曾庆宏强调，他们看的是潜力。“你的影像是否符合我们推崇的精神，你是独立自主的，有你很想做的理念，很想找些合作的资源想发展的。如果你有足够的资源，那我们帮不了你；如果你完全没准备好，只是在想，看不到你的信念，你做的东西是怎样的，可能也帮不了你。……我们也希望不偏向某一两种创作类型，希望剧情、实验、纪录等多元化题材，我们很重视它们之间的交流。”
曾庆宏形容，企划安排的活动很全面。“我们从idea如何产生，storytelling，到怎么认识人（ networking），到如何写企划书、如何修正，如何讨论，到有片段时如何发表，如何『让钱回来』，如何走到下一步，指导整个过程，教学形式有camp，有workshop，有pitching forum。”
曾认为，同样的资源，可以用来拍一两个人的作品，但如今也变成让很多人可以参与活动，聚集、认识、互相感染。“不是只帮一个作品，而是帮助他们整个创作。希望创作精神可以感染他们。”
“以前我们会资助一些企划，但发现你给了钱，整个过程未必顺利，他需要不只是钱。”柴子文说。“他需要什么，正是我们想挖掘的——除了创意，也有制作，还有如何找钱。Pitching需要的训练，知道本地、外地有哪些钱可以拿，而这个过程也是创作者在问回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计划，你要说的这个故事为什么别人要重视，也是在反哺你的作品创作的过程。”
不同的人、作品需要的帮助不同，我们的计划就是希望探索这个答案，他说。
创作为先
“我们相信创作先于制作。”曾庆宏强调。“而了解制作这对你的创作有很多帮助，因为很多时候创作受到的限制就是来自于制作。创作可能天马行空，但无法做出来，或者做出来变成另一种东西，这是创作人不想见到的。了解了制作一切后，我们回归强调：你想做什么。”
在企划已经过去的部分，曾庆宏特别喜欢去年的一个活动。在第二阶段新导演们准备去pitch自己的计划期间，有一个活动是向嘉宾和其他学员介绍各自的想法，然后会有一段头脑风暴。“每一个项目都有其特别背景，想完成的事情，而大家背景不同。这样很浓缩的集中讨论，帮一些人厘清他们想做什么，而对一些正在处于最迷茫阶段的人来说，是密集讨论的重要机会。”
他举例，比如有视觉导向的广告mv导演想挑战拍关于他自己题材的剧情长片，他的问题是，不能单靠一些画面想像支撑这个故事。那到底他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创作者们与他共同讨论。“有时独立创作就算做完，也很少有机会给人看。而这里会播一些初剪、片花，有人给你反馈，大家都是参与创作的人。他们可以适当调整自己的计划。”
夺目影像去年帮助过的作品，如今都取得了不错的进展，获得了金马创投、金马学院等不错的机会。“我很强调，他们的成功全不关乎我们，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加油站。我们不能邀功，但你见到他们真的在前行，不知道我们帮了多少，但起码他们没有放弃。”
过去与当下
柴子文回忆学员反馈说，这个企划的一大帮助，就是“让大家看到你不孤单”。
“有很多同类都在做一样的东西，坚持下去不要放弃。”柴子文说，“这个时代太坏了，不但是经济、政治环境，个人的压抑度也很高，很需要社群的互相支持，你见到同类人，其实无需多说，就会感受到力量。”他认为，尤其是现在的香港，对创作人来说，痛苦催生灵感，帮助发现一些意义、价值。“痛苦是创作与进化的机会和来源。这是我相信的理念。”
当下的香港电影，常常被用来与黄金时代对比，被认为辉煌不再。“大家还活在香港电影八十年代的繁荣中，但这种繁荣很脆弱，只是时机造成的。我听一些前辈说，其实当时的电影圈很混乱，只是很多机会，很多资源，但其实当时香港电影，有多国际化、原创能力有多高？都很难讲。反而现在香港新世代，比如今年几套电影都好票房，有新导演冒头，大家都在摸索——本地市场太小，逼着你要想方法。香港刚刚开始反思，在逆境求存的阶段。我觉得在新世代人中，这是一点共识。大家没有什么可以坐享其成，一切重新开始，其实也是一个机会。”
曾庆宏承认那种辉煌。“看得到香港过去的电影历史的影响力，当年他们用自己的方法讲自己的故事，全世界都看到。但问题是我们还年轻，我们也想说我们的故事，要有我们自己方法，也要给我们时间。”
他相信，比起过去，当下的业界有自己的优势：“我们的国际连结容易很多，我们可以接触到外面的平台、电影人、资源……当年成功那个环境有自己的原因，但我们也有自己的条件。如何继续下去？第一步是不要因为环境放弃，然后是见到不同的人做什么，找到自己的岗位。”
说到香港电影目前在国际上的水平和地位，曾庆宏认为，这是个很大的议题。“我们现在其实没有退步。我们有人拿国际奖项，本地票房也非常好，我们在亚洲区的票房其实也在顶尖位置。无论国际奖项肯定还是本地票房都没有什么不好的条件。你走向世界，说起自己是香港作品，位置也还在那里。”
而在走向国际之后，他发现那些也不是讨论香港电影的唯一准则。“其实出去之后，认识外面的人，会发现其实很多香港人，在世界不同地方，做很多事情。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范围，监制，策展，做机构，只不过我们看不到。”
“我觉得不是硬件、软件上的问题，而是大家其实很悲观。关心香港电影、从事香港电影的人，都很悲观，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一种情绪多于现实。”曾直言。“但一个事实是，相对昔日的光辉，作品的量确实是低了的。这种低未必不是好事，因为没有低哪有高？大家不知道香港电影情况如何，就是因为不够作品概括。但这也显示大家很想去了解，很想这个东西更加丰富，进步，关注度还在。 ”
“夺目影像”今年的第三阶段，包括国际提案大会在内的Eye Catcher Global，定在明年6月举行，企划将于2023年1月开始公开征集本地影像项目。
“我觉得大家不用那么悲观，而是该快做多一点事情出来。”曾庆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