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为唐奖特约文章。受访单位黎巴嫩非政府组织法律实践进程（The Legal Agenda）为2020年唐奖法治奖得主。法律实践进程致力于研究及监督国内司法部门、草拟支持司法独立之法案及寻求相关之声援，并倡议关于支持司法独立跟各式社会议题的论辩等。
唐奖于2012年12月成立，分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及法治四大奖项，遴选对世界具有创新实质贡献及影响力的成就者。
2020年，对于中东国家黎巴嫩来说，是艰难的一年：疫情、贝鲁特大爆炸、全国经济危机
黎巴嫩非政府组织“法律实践进程（The Legal Agenda）”的创始成员Samer Ghamroun对我们介绍，去年的黎巴嫩面对了三大灾难同时爆发：除了全球都在面对的肺炎疫情之外，黎巴嫩同时还在面对巨大的社会经济崩溃危机，以及8月那场贝鲁特大爆炸，它们几乎同时发生，给当地人民制造了巨大的苦难。他所在的法律实践进程就在这个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工作。
法律实践进程创立于2009年，致力以结合多重专业领域的方式，强化黎巴嫩的司法独立及法治。他们的工作包括对司法部门的研究及监督、协助成立法官社团以强化法官的独立、草拟支持司法独立之法案及寻求相关之声援，并倡议关于支持司法独立跟各式社会议题的讨论。他们也关注性暴力与性别暴力受害者、难民、LGBT等弱势群体的法律权益。
2020年，法律实践进程与其他两个社会公益团体共同获得台湾唐奖法治奖的殊荣。
黎巴嫩的司法遭遇“政治干预”程度逐渐加深 “在黎巴嫩，起诉任何关系到贪腐、或任何牵涉到当权者的行为变得不可能”
2020年8月4日下午6时左右，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贝鲁特港发生两次大型爆炸，至少导致200人死亡，超过6500人受伤且大量人口失踪，30万人无家可归。黎巴嫩官方称，爆炸与2014年开始存放于港内的2700吨硝酸铵有关。突如其来的爆炸使得正在遭遇疫情隔离和经济危机的黎巴嫩国民生活雪上加霜。
Ghamroun表示依照往常黎巴嫩的政治传统作法，政府会倾向通过支付受害者们赔偿或者以其他方式，例如：用社会公帑换取受害者们的妥协和接受，放弃自己的权利，在这种情形下，受害者通常会从公共视野中消失。而他们组织从八月以来的工作，就是尽一切可能，打破这种循环，避免这些受害者进入这种政治操控的领域。“我们有一个即时的团队，正在尝试去帮助爆炸的不同受害者，包括死者的家人、伤者、失去家园或工作的受害者等。我们尝试去支持他们，把他们集结起来，组成团体，来主张他们的权利。”Ghamroun表示。
始于1975年的黎巴嫩内战持续到1990年代结束之后，黎巴嫩的司法遭遇政治干预程度逐渐加深，特别在过去10到15年，Ghamroun认为黎巴嫩政治干预司法的情况在所有层面上愈演愈烈。“在过去25年，我们可以看到法官们拜访政治首脑、部门领导，希望他们能够给自己一个更好的位置。作为回报，这些部门政治领导会要求法官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顺从他们的意志，提供服务。”他说，“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每一名法官，如果能够安全地处在某个司法层级的职位上，都需要某种政治支持。”
他解释，政治首脑们能够控制法官们的晋升，一个不服从的法官，多数会被调往无关紧要的职位。另外，黎巴嫩高级司法委员会（Higher Judiciary Council）也可以影响黎巴嫩法官的职业生涯，而他们的10名主要成员中，有8名是由行政当权者提名的，这也使得当权者对高级司法委员会有很大影响力。
黎巴嫩司法就这样日渐从属于政治意志，特别是负责公诉的检察体系成了重灾区，“在黎巴嫩，起诉任何关系到贪腐、或任何牵涉到当权者的行为变得不可能”。
大部分司法和检察机构都包庇政治阶层，使得他们不需对决策负起任何责任。“我们有一个『问责缺失』的文化，因为我们没有司法独立。”Ghamroun说，“而这也是如今黎巴嫩会面对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
“经济危机”并不是政府可以压迫弱势群体、无视法律的通行证
在这次大爆炸的究责中，法律实践进程就在尝试挑战这种文化。“我们尝试在受害者和体制之间引入一种新的互动关系，法律和权利层面的互动关系。一些政治人物和安全官员需要对这场灾难直接或间接负责，而受害人的权利应当被承认、被看见，他们有知道真相的权利，有知道爆炸是为什么的权利，有通过合法渠道得到赔偿的权利，有看到责任人受到惩罚的权利。”Ghamroun表示，“我们需要引入问责的概念，而这在黎巴嫩经常被忽视。”
想要完成这个目标，第一步是要使得受害者在公共领域“被看见”。目前，法律实践进程已经持续向4个受害者团体提供帮助，尝试施压黎巴嫩政府和统治阶层，使他们必须接受这一改变。
在此同时，法律实践进程也继续推动对黎巴嫩弱势群体的法律关怀。Ghamroun透露，在社会本身遭遇经济危机的状态下，性小众、女性、难民等弱势群体再遭遇结构性的歧视和打压，使得他们原本已经恶劣的生存状况雪上加霜。Ghamroun在这些弱势族群中观察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类似模式，使得他们的生存状态在加速恶化。他非常担心弱势群体的权利成为社会危机的第一个牺牲品。
同时，官方也以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这种状况。“我们面对的状况是黎巴嫩政府永远在国际宣传自己的『好行为』。”Ghamroun举例表示，例如在LGBT领域，同性性交仍然被视为犯罪，但当法律实践进程或其他一些团体成功抵抗这些顽固力量，推动了一些法律方面的进步时，这些进步却会成为黎巴嫩政府向国际社会邀功的宣传，成为他们自称进步、从而向国际社会索取更多资源的筹码。
“经济危机已经持续一年，我们正在努力维持法律层面的保障，以此提醒黎巴嫩官方，即使经济在崩溃，并不意味着官方放任弱势群体的状况，是可以被接受的。”Ghamroun表示，他们透过法律和行动的方式，希望使官方知道，“经济危机”并不是政府可以压迫弱势群体、无视法律的通行证。
他也坦言，在人们变得贫穷、饥饿时，如何使得关于法治的论述依然被大众听到，使得大众觉得这关乎切身利益，也是未来的挑战。
面对种种障碍，法律实践进程一直以来的工作策略四大法宝：学术研究、倡议宣传、社会运动和法治教育。
“研究是一个能见度不太高的、但非常重要的步骤。”Ghamroun提及，为了找到最好的策略，他们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例如法律实践进程最主要的推进议题之一是司法自由，目前在黎巴嫩议会中，有一场关于司法自由的立法辩论，而这项辩论得以推进到立法层面，起始于几年前开始进行的一场大型研究。“我们用社会科学研究工具，试图去了解清楚黎巴嫩的法庭内部真实发生的事，去理解法官是怎么真正思考和运作的。”Ghamroun说。
法律实践进程的第二个工具，是媒体。“我们有自己的媒体。有杂志，有网站，有英文和阿拉伯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从摩洛哥到伊拉克。”Ghamroun认为，在黎巴嫩和其他国家，很多主流媒体经常未能着眼于真正关键的问题，而这不仅限于司法独立、弱势族群权益等，然而组织自己的媒体则能够把重要的事情放在首页，进行自己的议程设置，“抛出并与公众讨论没有人关注的关键问题”，例如审判(trial)与法治等。
他们的第三个工具是行动主义或社会运动。法律实践进程本身运作和支援很多不同团体，议题涉猎不同范畴。他们身处在很多进步议题的前线，例如LGBT、女性权益、性别暴力领域，组织与当地的组织紧密合作。“我们在当地非常活跃，不仅从法律上（对运动）提供支援，自身也参与社会变革运动的尝试之中。”
组织的最后一个策略是提高社会的司法敏感度。成员们推动具体的案件，使得一些具有变革意义的案件成为判决先例：他们先透过媒体和社会运动，使得这个议题在社会有较高的可见度，然后在法庭上让这些案子有新的进展，使得这些原本无人讨论的议题被公众看见，然后记录相关的案例，让这些案例在法律专业社群中传播，“使得律师和法官看到，即使法律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在一定限度下做出这些决定”。
组织把这四大武器应用于不同范畴，组合出击。Ghamroun坦诚，他们对于目前议会上关于司法独立的辩论不太乐观，但此前他们曾在不少公共议题上有卓越成效，例如过去30年私人财团被默许了可以占用黎巴嫩滨海地区的公有土地，法律实践进程和其他机构成功使得这一议题如今成为公共辩论的核心议题；例如他们在吸毒成瘾案件中，提倡不该将吸毒者当作罪犯、而是如法律要求一般将其当作需要帮助的群体。“我们在这些重要的议题推进前线上非常活跃。”Ghamroun表示。
法律实践进程不仅是黎巴嫩国内相关倡议的先驱，也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国家不断推广自身理念，目前他们已经在突尼西亚成立分支办公室。
Ghamroun透露，中东世界的情况非常复杂，每个地方都有自身的法治、权利问题，而当中很多国家甚至没有最低限度的民主制度，组织与这样的社会很难合作：“像大多数中东国家的政体，其实都体现某种模式的独裁，那里人权、司法、法治都处在非常危险、不确定的状态，因此在那些地方，相关的工作几乎不可能推行。”
“我们在埃及一度很活跃，而如今因为政治的情况，让我们在埃及的法治工作变得几乎不可能、非常危险；叙利亚的情况也是如此。两个相对比较可能做这方面工作，而没有死亡危险的国家，是黎巴嫩和突尼西亚，另外某种程度上摩洛哥也是。”
Ghamroun认为，过去十年在阿拉伯国家中，突尼西亚是最有可能成为完成民主转型的范例。法律实践进程在突尼西亚投入不少人力和资源，“我们在突尼西亚的司法独立运动中高度参与，我们的法律记者和法律专家在推广司法独立重要原则的行动上非常活跃。我们也参与在地转型正义的辩论中；当然也包括弱势群体权益的辩论，例如LGBT群体。”
Ghamroun表示，在倡导相关权利时，突尼西亚是一个的重要领域，尽管那里的经济情况也是非常不稳定，但没有黎巴嫩那么糟。但总体来说，他认为阿拉伯国家的司法现状基本都处在相当糟糕的状况之中：“充满压力的经济现状使我们的工作非常困难，因为当人们饥饿的时候，他们保护自身权利的动力就会比较弱。”
“如今更多黎巴嫩人认识到我们没有司法独立，人民权利和自由没有被保护，法治没有被践行”
在各种社会危机之下，Ghamroun坦言，法律实践进程几年前设定的工作计划，如今也必须重新评估。“因为在黎巴嫩的经济危机之下，你不能像以前一样讨论审判（trial)和法治；我们的主要挑战，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去运作这样的议题。”
在黎巴嫩司法独立领域已经深耕细作超过10年，法律实践进程取得了很多成果，例如他们在公共空间的讨论非常活跃，使得大众对于司法现状的敏感度有所提高，“如今更多黎巴嫩人认识到我们没有司法独立，人民权利和自由没有被保护，法治没有被践行”；例如他们成立黎巴嫩法官社团，以鼓励法律工作者能独立于政治操控之外，使得政治不能完全控制司法，鼓励越来越多不屈从于当权者意志的法官、检察官反抗。
但如今因为通货膨胀和汇率问题，司法独立的现状发生了急遽的改变。这是经济危机带来的后果，现在法官的薪水实际极少，也可能导致更多腐败。对于社团中的法官来说，假设获得200美金工资，其实际价值也许已经只是1年前十分之一。“当他们甚至不能给自己的家庭提供食物和居所的时候，你还能怎么鼓励法官保持司法独立？经济状况确实改变了我们组织所面对的现状，主要是黎巴嫩，突尼西亚尽管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如此。”
在处处充满危机的社会环境中，Ghamroun与他的同事们表示，他们正在一个连法治的基础都不健全的现状之下推广法治。Ghamroun直言，他必须道出他的担忧，但与此同时他们会继续在司法独立、关注弱势群体权利，社会经济不平等、社会正义等议题上努力。
“在独裁体制和经济危机之下，法治的推进将会遭遇一个困难时期，但我们有极大的决心继续工作。”他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