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一个杀人犯，宝马山双尸案最年轻的犯人尹三龙，他入狱时未成年，坐牢十八年出狱，被大批记者追访，虽只有三十余岁但外表苍老，重获自由那天被记者车队追访至茶楼，在镁光灯下“表演”与哥哥饮茶吃点心的戏码，至众记者拍摄完毕，才能回家与母亲一聚。放监那天是中秋节，官方构思好，在这一天放监，记者报导更有“戏味”。
尹三龙挨了一个早上，从此匿藏人间，做回一个自由人。但昨天早上，香港另一监狱外，迎来了一位“最不自由的自由人”——陈同佳。按照香港政府说法，陈在香港被控洗黑钱罪名已服刑完毕，他已是自由人，但另一项于台湾涉嫌犯下的罪，杀了女友潘晓颖一事，却因两岸复杂的政治原因，卡在一个奇异的悬空点。
港方说陈愿意“自首”，台方指港方没提供“司法协助”，争论不休，至今未有解决方案。出狱后，陈同佳住在一间安全屋，被警方保护。
在这个背景之下，陈同佳出狱，成为世纪奇案。有记者表示，“他出狱后才真正开始服刑”。记者抢着问他：“你觉得自己被利用吗？成为了政治筹码吗？你是不是自愿认罪？”
多名在现场采访的记者均表示，昨早采访陈同佳时，不断想起台湾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相关剧情，无论是追访犯人的道德争议，还是反思更宏观大结构的操弄上，记者又何尝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有记者在个人社交网站贴出采访陈的照片，加上hashtag #我们与恶的距离。
得悉陈同佳出狱消息，昨凌晨（10月23日）近百中外记者守候西贡壁屋监狱外，大家生怕陈同佳出狱时未必肯说话，又怕他坐车子出狱，拍摄不到他较动感的画面。早上九时，陈同佳步出，记者群起哄，刚好来迎接的管浩鸣牧师的车子又堵塞了拍摄视线，摄影记者情绪更躁动。
“陈同佳出来说话时，整个气氛很差，摄影记者不断用粗话问候那些阻碍拍摄的人，喝骂：‘记者蹲低一点呀！’‘拿手机的人别挡镜头！’当陈鞠躬道歉时，摄影记者更起哄，骂声不断，生怕拍摄不了这个重要动作。”
“我也有思考过，可不可以问问题语气别那么差？温柔一点？把他当作一个人看待？其实一个二十岁的人，能够答怎样的问题？”
其中一个记者这样形容陈：“我直观他的感觉，很像一个大孩子，他身形不高，不健硕，没有气场，说话音调和姿势，整个人往内收的，眼神像不知道要望向哪儿。当我们向他问问题时，我怀疑他听不听得到，即使听到，我不肯定他能否明白我们的意思。”
“例如他说是愿意‘自首’，他究竟明不明白这个字在政治上的意味？”另一记者有疑惑。
有记者形容，看到陈同佳出狱，感觉就像看到“蝴蝶效应里，传说中那只蝴蝶”，蝴蝶效应是指事情产生的的连串效果，远超原来事物的程度。蝴蝶在地球一端拍翼，引发地球另一端生态灾难。陈同佳杀了女友，引发连串反修例风波，中港台政治角力。
“昨早像目睹了历史性时刻，原先是因为有人杀了人，但因为大结构的问题，引发连串事件（包括反修例4个月的抗争），现在又回到当初那个案身上，好像走了一个圈，回到原点。”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杀人犯的家属被无辜牵连，传媒穷追不舍，而港媒连日亦尝试找陈同佳家人，昨日早上，多间传媒亦把采访队派往陈家楼下守候，陈放监一刻，传媒派车沿路追访。
有记者说：“我不断思考，这样追车对不对？到他的家楼下找他家人对不对？这种做法令我也觉得有一种‘入侵感’，我们这样做，和政权做的事的手法区别很大吗？”这位记者内心挣扎着。
记者透露，他们有苦衷，因为背后有另一层的‘恶’：“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记者这一次没有正常的沟通渠道，所谓那个‘恶’其实就是说，关于整单案件，记者只能透过一些代理人与涉事家属取得联系，面对信息发布上的封锁，我们只能用尽办法，不放弃一丝线索，包括追车，在家楼下守候。”
这位记者指出一点，杀人案涉及的两个家庭，女死者潘晓颖的家人，曾在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协助下开记者招待会申冤；而男疑犯陈同佳亦由有政协身份的基督教牧师管浩鸣担任代理人。
记者只能通过第三者联络两方：“这些代理人，不是政党，就是政协，我看到一种权谋结构，对于案件的信息掌握，如同零距离目睹了背后的操作，这就是我所谓的‘恶’，为甚么案件所有涉事人，无论是施害者和受害者，都被亲北京的代理人掌握了？”
这位记者困扰地道：“其实连记者也是被计算之内，记者想采访的欲望，也被计算成为‘恶’的一部份。我一直在想，在新闻处理上，如何找出一条生路？我们又可以做甚么？只要报导，就是配合了别人的计算，但不报导又不可以。暂时我也想不到突破的方法，实在太复杂，不轻易有答案。”
另一记者认同：“陈同佳那段说话的内容，像背诵稿件，好像灵魂被掏空一样。我有一刻感到心寒，想到，有一班成人在操控着他，感到很悲哀。”
至少三名记者同意，陈同佳昨早出来见传媒所发表的说话，并不是完全出于他自己，记者们认为，是“有其他手一起撰写”，为甚么呢？“你看陈同佳所使用的用字？其中，希望受害者家人能‘释怀’，希望社会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些用字都是特首林郑月娥，或管浩鸣曾经对外使用过的词语。”
“其实，香港的普通人，根本不在意陈同佳是不是道歉，当然他杀了人，是罪该万死，说多少次对不起也不能给受害家庭弥补，但他现在要承担的代价，已经远远超越了杀人罪本身了。修例又不是他提出的，政治人物犯的错，怎能要他一个人承担？”
“围绕着他的成人，无论是中港台的人，都说透过他怎样怎样彰显公义，但我看的只有不公义，所有人都在政治计算。而两家人的父母，就更无辜了。”
其中一位站在陈同佳面前的记者记得，陈同佳转身登车前，说了很多次“对不起”：“他不断在说‘对不起’，即使是要上车离开的一刻还在说，或许他说的一番话，全是别人要他说的，但那一堆对不起，我觉得至少应该是发自他内心吧。”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页面，作者为独立记者、香港中文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