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场浩荡的社会运动在香港持续四个多月，年轻学生成为运动主体，不同大学都有发起校长与学生对话会，就学生关心的警权问题、校园安保问题进行交流，但对话几乎均以无效告终，大家隔空放话，数小时后，校长在保安护送下离开，学生情绪激动，或觉浪费时间。香港中文大学近日的公开对话会一开始亦不例外，但随后，一场本不在计划之内的两小时闭门讨论，却收获了意外的结果，最终校长和学生气氛融洽地步出会场。闭门讨论的现场没有传媒，我们邀请一位全程在场的中大学生，分享在现场的观察和思考。这位学生想说的，关于信任，关于人与人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2019年10月10日，香港中文大学的校方于早上九时多发电邮给学生及教职员，指当晚五时半开始将会举行校长公开讨论会。傍晚，千人讨论会甫开始，学生便谩骂声四起，需要主持人多次暂停对话，以作调停。一众不满的学生在讨论会完结时围堵段崇智校长，要求与其进行“真正的对话”。一轮扰攘过后，校长与在场约数十名学生再次进入会场，要求在没有媒体的情况下进行闭门对话会。段校长与学生在两小时后步出会场，与前次不同的是，众人竟纷纷向校长道谢，而段校长也随即向媒体宣布自己数个重要承诺。
大家很好奇闭门对话会的内容是什么，于是我分享在Facebook的文字纪录便一瞬间成为独家报导，误打误撞地得到了香港人数小时的关注。
很多人在看过文字直播后都会问：“为什么段校长会突然U-turn（编按：彻底转变）？”网上许多人打赌校长是在演政治戏码（我觉得这想法太高估了校长的公关技巧），也有不少人说要保持三秒距离以免炒车（我绝对同意）。说到底，为何一名曾指中美贸易战为“Stupid Politics”[1]的政治冷感大叔，会在两小时内态度软化，成为一名会公开承诺谴责警暴、上庭听聆讯、为学生流泪的校长呢？
我不是专业评论人，也并非记者或政客，但容我趁这次机会，以一名香港中大学生的身份，向或许不了解大学生处境和想法的你诉说一些我对这件事的想法和解释。
首先你要知道香港中文大学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如果你在这场运动之前问其他大学的同学，他们九成会说：“学生很朴素”、“穿衣很颓”、“女生像村姑”等等。相较港大的西方精英风，中大是一间较为草根和平民的大学，常被戏称为“山城大学”。学生不穿名牌，却总爱“踢拖”穿“颓Tee”在山中穿梭；在饭堂里听不到中英夹杂的ABC腔，只有充满颓气的“喂，返宿食咩好（喂，回宿舍吃什么好）”；泳池旁学生吃的不是Delifrance，而是女工合作社的烧卖捞面；还有校巴到站时学生排队轮著说的“唔该司机”、“唔该司机”、“唔该司机”（劳驾司机）。
然而，六月过后，曾经纯朴的山城大学摇身一变成为“暴大”，而山中的村姑村仔们也一跃成为了老一辈口中的“暴徒”。
与此同时，本来应该忙于筹办书院庆典的中大人，却每天都在Telegram频道中看被捕者有没有认识的同学，如果有，便要召集同学一起举报他的社交网站帐号，让帐号被注销，警察便不能得到他们的资料。同学们把兼职薪水用于印刷文宣海报和贴纸，放学后到百万大道花一个通宵贴满墙和地，为的是希望多一个人了解我们看到的问题，和我们一起帮助某位被告暴动罪的师兄弟姊妹。
政治冷感大叔
在10月10日之前，校长曾就反送中运动两度见学生，而今次举行的对话会是最大型的一次。友人在WhatsApp群组问有没有人要一起去对话会时，我回复说：“还要去吗？这种假对话……”我们早已知道，当权者只是一部录音机，只会重复著“谴责一切暴力”、“未了解事件不作回应”、“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等等模棱两可的字句。然后当对话结束时，当权者便会以此作为自己愿意沟通的证明，扬长而去。
“去看看院长怎拆弹吧，”她说。最后我还是抱著看热闹的心情去了对话会。头三小时著实令人非常难受。段崇智刚发言，台下已经嘘声不断，而随著嘘声转变成谩骂声，段崇智的面色也愈转愈黑。段一直装作听不见台下的声音，让担当主持的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为他打圆场。
一名同学问段崇智：“你知道‘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谁创作的吗？”校长回答说：“我想你们很多人也有份创作吧。”大家瞬间呆住了。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反送中运动最为常见的口号，常见的程度是五步一横额，十步一呐喊。这口号出自于现已入狱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这件事，基本上是每一个参与运动的人的基本常识。而堂堂中大校长不愿承认自己的无知，满有自信地答错了一题“常识题”，足以看出他对这场运动连基础知识也没有，与街上随便一名不看新闻的政治冷感大叔没有分别。
这三小时令人难受的原因，是大家终于发现了台上台下根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温层，当中的温差令所谓“对话”变成一场对牛弹琴的闹剧。
吴同学在对话会的尾声公开承认自己是警察性暴力受害者，令在场的女性闻言落泪，而台上的段校长单单回了一句：“我们会讨论的了（我哋会倾㗎啦）。”随后放下了麦克风。对话会于晚上八时半结束，众人一如所料地围堵校长。数名较激动的同学上前以食指戳校长的膊头，中大保安组立即组成人墙，阻隔校长与同学。同学看不见校长，仍激动地大声质问校长何时愿意为吴同学出谴责警暴的声明，呐喊声中不乏指骂及攻击。重重包围之中的段校长装作自己毫不受同学言语影响，甚至似有若无的笑了，看起来非常不齿同学的行为。与此同时，在人墙外，吴基培副校长正抱著一名崩溃痛哭的蒙面学生，与其他流著泪的学生一起安慰著蒙面学生。
“在大型对话会时，我只听到你们骂我”
这是一个很长的晚上，大家看著会场外学生与校方不断的推撞和叫骂，只是在默默等待有更大的冲突令事件完结：或许是校方最后要求警方到场镇压，酿成更大的公关灾难；或许是有人受伤，令救护车到场顺道分开双方；或许是校方成功突破重重障碍离去，留下崩溃的学生在会场哭至虚脱。大概没有人会预想当晚会有特别的结局，香港人早已习惯了悲剧每天重演。
但是，两名副校长与学生及段校长分别商量过后，却竟决定折回会场，与留下来的数十名学生进行闭门对话。“记者麻烦收机离开。”校方的新闻主任如是说，于是各位记者非常合作地放下摄影机，在大堂静静地等待。对话会场只余下学生、校长与副校长、数名职员及保安，还有空气中的哭泣声。
“你们到底还要多少证据才信我？你试过被警棍打到身上吗？试过被十个防暴搜你屋吗？我试过啊！”原本只需要担心上庄读书（编按：上庄，即参与大学学生会或学会的干事）的大学生，此刻跪坐在地上，崩溃地大叫。这次保安组没有围著段校长，学生与校长之间再没有人墙阻隔，校长上前扶抱著他。
“我没试过。”这好像是对话会完结后段校长第一次主动开口与学生说话。我不知道段校长刚才在人墙中推撞时有没有看见这名跪坐在地上的学生，但此刻的他感觉比刚才人性化了一点。
一名校友开始平静地诉说她对段校长的不满。初时，段校长听到批评时只会急著说：“我们校方已经很努力了／我们也很忙／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直至一名学生耐不住跟他说：“校长，你不如尝试不要急著反驳，先聆听一下好吗？”段校长终于静下来。
“有时候你的身体语言给人感觉很不尊重，例如你现在的站姿。” “其实我膝盖不好，所以才这样站。” “那校长你坐吧。”一名学生拿了椅子给他。
段校长坐下。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甚么时候上庭。” “网上一早便有所有被捕者的上庭时间。” “但我们很忙，也要花时间处理校园保安问题。” “校长，我也有工作的，但我也是在工余时间扑过去法庭的。”
段校长思考了一会，接著说：“难道你们不觉得我与其花时间去法庭听讯，留在这里想办法保护校园更有用吗？”
“校长，你是堂堂中大校长，你的出现比我们全部校友加学生有影响力一百倍，如果你出现在庭上听聆讯，所有人都会知道学生不是孤立无援，而是受保护的。你很有影响力。”
段校长没有回应，只是轻轻地点头，其他学生继续发言。
“你知道前些天在大学站被地盘工打爆眼镜的学生吗？他是我好朋友。” “如果当时警察到场的时候，你在那里，那两位同学可能不会被捕。” “你在场的话，警察怎会够胆欺负学生？”
众人相继追问校长会否出席听讯或下次到事发现场帮学生，校长支吾以对。说著说著，刚才跪坐在地上的学生再次痛哭：“我上庭时，校长你会来吗？”校长难为地看著他，一边扶他一边微微点头并小声说：“好，好……”
接著，段校长开始像平辈一样，跟学生发表自己的感受：“我今晚会睡不著，因我发现我有很多工作要开始做。我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做了很多，但我听完你们的话后，我知道多了很多东西。刚才你们问：是不是只要离开校园就不是中大人，学生就不被保护。不是的，不论你在沙田还是大埔，中大人就是中大人，一日中大人，一世中大人。不论你们如何笑都好，当我说把你们当一家人时，我是真心。”
一名负责被捕学生事务的职员回应大家对学生支援的疑问时，说著说著便哭了。她指自己给了私人电话被捕学生，跟学生说凌晨三点打给她也没问题，甚至曾私人提供经济援助给被捕学生。“但这些事情...我平时也不会告诉别人。”
吴副校长听毕，也有感而发说：“我负责处理学生事务十四年了，我觉得自己做这份工做得好好。但这数个月，我真的觉得我处理得很不完善。这运动对我们来说太新了，我们有时真的感到不懂处理。”
听到这里，段校长一手拿开眼镜，一手盖著脸，眼泪从指间流出。
当段校长擦干眼泪后，他整理了一下仪容，说：“我觉得这样的小型对话很好。在大型对话会时，我只听到你们骂我。又说我不配做校长，又说Dennis（吴副校长）才是校长，我很自然地会感到生气。你想像一下，如果有人说你不配当中大学生，你也会生气吧。”
一名同学随即站起来，说：“校长，我代表大家跟你说对不起。”其他学生也开始跟著道歉。其中一名女生是大型对话会被抽中问问题的同学，大型对话会时她曾态度非常不屑地说：“我只想问，校方会不会有补习措施提升校长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在闭门会议时，她也和其他同学一起向校长道歉了。
“校长，那下次你会陪我们到警局吗？”一名学生问。校长不敢作正面回答。 “如果校长你出来，你就是手足！我说的！如果有人敢打你，我一定帮你挡！” “我都帮你挡！” “我也是！”众人纷纷和应。
“多谢你地。”段校长说，但始终没有正面回应。“有些事情我本来不相信，但现在你这样面对面告诉我，我信了。”他如是说。
“我信了。”
我也决定信你了
段校长在闭门会议中许下的多个承诺之中，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段校长总爱说自己当中大学生是儿女，对话会结束时，有人半开玩笑著说：“多谢爸爸！”我自己认为这个比喻也挺有趣，原因是段校长真的很像家中自诩理性、实质却毫不了解政治的假中立爸爸。
段校长常说：“校园不是一个谈论政治的地方。”每当学生激动地辱骂他时，他总是眉头一皱，赌气地装作听不见。你愈生气地跟他理论，他便愈觉得你被煽动、愈觉得你不理性、愈听不进耳。
真的和一个政治冷感大叔很相似，但这也许是个好消息。
有人留言说，看到对话会的文字版后，才发觉原来站在政权对面的勇武派，事实上也只是个刚满二十岁的大学生。这令我突然记起，有一次我带了妈妈到家楼下，让她亲眼看看电视机看到的冲突现场是怎样。当时她看到警车和叫骂著的年轻人，便害怕地一直紧紧拉著我的手，嚷著说想回家。她问我：“为什么你都不害怕？”我不解地回问：“我为什么要怕？”
现在回想起来，对老一辈来说，那些人就像电视剧的角色一样，只是一张张没有脸的“暴徒”。他们没有什么机会知道口罩背后，其实是一个个踢拖穿颓Tee、爱吃烧卖捞面、习惯说“唔该司机”、会伤心流泪的村姑村仔们。
老实说，我个人看来，段校长真的不是一个适合当校长的人。他不了解香港（段校长在美国居住了四十多年）、不亲民、爱面子之余，公关技巧还要奇差（与某特首很像）。当我看见两位吴副校长在保安组人墙外，哭著的学生哀求他们劝劝校长，校长本人却在人墙中不屑地笑时，我便生气得开始流泪。我很生气为什么我的同学要这样哭著哀求本应保护我们的人，为什么权力总是落到不对的人手上。即使到现在，这些感受我都没有忘记。但是，当这位“段爸爸”真正有机会接触到学生的脆弱时，至少他也开始意会到自己过去的失言和无知，开始学习谦虚，尝试感受学生的痛。
四个多月后，第一次对话成功令异温层之间的隔阂融化了。段校长与学生步出会场，记者们和声援的学生看到融洽的校长与学生被吓得不懂反应。
民主困难的地方，不只有追求制度改革时面对的镇压，还有是如何令自己愿意聆听政治光谱另一边的声音。反示威人士总爱说：“你们说自己追求民主，做事却一点都不民主。”要求示威者以民主的方法，向不民主的政权追求民主，这自然是故意刁难。但我认为有趣的是，假若对象不是以政治利益为先的政权或政客，而是一般懒得了解时事的“伪中立人士”，我们又应否再次相信“对话”的影响力？这次闭门会议的结果令我对此有了新想法，答案尚待看看校长是否真的履行承诺，再作结论。
段校长，假如有幸让你看见这文章的话，我想告诉你，很多同学都相信你当时的承诺，更多人希望你是真的为学生而改变了。这段日子，大家都很需要一个可以相信和依靠的校长。没有人想炒车，我也知道党媒正在向你施压，但当时我面对面听到你说：“我信了”，所以我也决定信你了。
在大型对话会的尾声，段校长在众人谩骂声之中引用了歌林多前书里对“爱”的定义：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It does not envy, it does not boast, it is not proud. It does not dishonor others, it is not self-seeking, it is not easily angered, it keeps no record of wrongs. 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It always protects, always trusts, always hopes, always perseveres. Love never fails.”
我想加上一篇在闭门对话会中一位同学的故事作为上文的补充：
“校长，我家父是退休警察，经常回到家便骂我们是‘曱甴’。
但当我回家时，他会帮我按摩，跟我说：
‘你有咩事，我实去保释你。’
校长，我觉得呢啲就系爱。”
[1] https://www.cup.com.hk/2019/06/26/tighten-visas-for-chinese-stud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