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见到一波乐队的复兴，无论是香港、台湾、中国内地，还是亚洲。”
相对于80年代的香港音乐的“黄金时代”而言，港乐曾在华语世界乃至亚洲独领风骚，但当时其实很多是翻唱歌曲。“日本乐队『安全地带』来港演出，香港人一听，怎么那么多熟悉的音乐？”他说。“反观现在，独立音乐多，整个市场、生态很蓬勃，其中大多是原创音乐。比起1980年代翻唱日本歌，词曲编的原创已经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了。”
那香港本地独立乐队应如何捉住这个时代？柴子文有自己的心得。
由文艺复兴基金会主办的第二届抢耳博览活动，6月5号至8号在香港展开。乍一看，这个活动与普通的音乐节并无不同：头三日(6月5日至7日)，是免费登记就可观看的抢耳展演，有18组本地新晋的乐队和音乐人连环表演，风格涵盖摇滚、电子、实验、说唱、A Cappella（无伴奏合唱）等。而6月7日至8日是售票的响朵音乐节，演出阵容包括在韩国、中国大陆、台湾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的演出者，例如宋冬野、周云蓬、惘闻、老王乐队和邱比等。
但抢耳博览又不仅是一个音乐节。
在访问中，我问柴子文，这个活动是不是有点像香港独立音乐界的“Art Basel”？他回答，形式上是比较近似的。
除了面向观众的演出外，这几日主办方还会主持圆桌会议，邀请来自亚洲、乃至全世界音乐产业的从业人员、持份者来看这些乐队的表演，希望借此推荐本地的唱片、乐队给更多地区。
这种 showcase festival或者conference 的形式，在国际上存在已久。
“最早源自六十年代，法国戛纳的MIDEM展贸会。在这个国际音乐产业交流的平台，很多唱片公司的经理都会去采购，看看有什么新人、有什么好的唱片和好的巡演？”柴子文介绍，“相对MIDEM的大型和传统，英国的the great escape festival则更新时代些，有很多乐队密集演出，可能一个礼拜100多队，看都看不及。韩国则有Zandari音乐节，世界各地的乐队都会前往演出，有很多业界人士在那里交流。”
而这样的独立音乐博览会形式，在华人社区则比较少。
在柴子文看来，亚洲各地之间的独立音乐乃至流行音乐，彼此相互隔绝，每个地方都曾经在一个年代各领风骚，但总是各自为政，“独自开花独自香”。因此他希望能帮不同的音乐人、从业人员建立连结，打通亚洲之间巡演的机会，最终令香港本地的独立音乐受益。
参与抢耳音乐厂牌计划的本地音乐单位，获得各种培训机会，包括对音响工程、厂牌运营和提高现场演出能力等的工作坊/workshops。而在这次活动中，很多本来要参加国际音乐产业论坛的外国嘉宾也会在现场看他们的演出，演出翌日，嘉宾与参演音乐人将有一对一的对谈时间。换言之，今晚表演完，第二日就会收到“成绩单”，非常刺激。
去年第一届抢耳博览结束后，柴子文发现这种模式很快便卓有成效：“从业人员互相之间有了连接和合作，甚至有些音乐节在我们这个平台找到了投资人；乐队找到去其他地方的音乐节演出的机会。”他说，而在另一个抢耳项目——“抢耳全球”中，通过两年努力，结合由抢耳博览搭起的连系，海外已经开始更多了解香港的独立音乐：“美国三藩市Noise Pop、和慕尼黑的音乐节今年都给开设了独立的香港单元，这几年的铺排，交流、介绍、演出，海外都对香港优秀的乐队有所了解，愿意给出机会。”
而今年抢耳音乐厂牌计划的18个本地新晋音乐单位名额，共吸引了120个音乐单位报名，通过两轮筛选才定下了最终名单。抢耳厂牌计划，希望提供资源和培训，鼓励音乐人自己营运自己的音乐事业，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的模式。
“香港这个地方，办这类活动，规模不需要很大，就可以很有效果。”柴子文说，“这个城市本身与国际接轨得很紧密，比较有效率，而且有国际基本的认受性，合作时更容易和其他地方建立信任。这是因为，香港仍尊重普世价值，还是一个有言论、表达和创作自由的地方。但这份自由，如今正在逐渐流失，创作人应该勇敢担当起来。”
这就是香港的优势。
但在柴子文看来，这个优势在某些独立音乐人的心态上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香港本身是个很有冒险、创新精神的地方，独立音乐也应该有这种精神。全世界的独立音乐人，都喜欢去其他地方通过演出去与他人交流。他们是希望去找到知音的。我也尊重那些不走市场路线、不做任何推广的地下模式，但独立音乐的发展模式很多，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都一样，要允许有人希望走出去。音乐人想跟外面世界交流、跟不同观众的交流，或者一间机构想提供这样的机会，本身也不一定抱有其他『不纯粹』的目的。”
本地创意产业的政策方面，近年创意香港支持了抢耳音乐的项目，柴子文认为还应该对独立音乐投放更多公共资源。“在韩国，如果独立音乐人受邀到国外演出，政府会支援补贴。台湾更加会补贴音乐人出版唱片。”他认为，本地的音乐产业应当得到更多重视。
音乐没有阻隔，而抢耳音乐希望搭起亚洲不同地方之间、与国际之间的桥梁。6月的抢耳博览，只是一个开始，柴子文还有很多想法，希望能够慢慢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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