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专栏“疾病王国”从病患第一身感受出发，重新感知身体，理解生存意义。
钟玉玲，人类学硕士。曾任职编辑，业余参与文艺活动策划。现为人类学研究员，研究时代变动下的日常生活方式。
人，是一种很特别的动物。当身体健康的时候，很少会真正关注身体的存在，似乎它就是每个人理所当然的附属品，不会跑到别人那儿去。于是，身体也自然而然地隐身在空气中。但，只要出现疾病并感受到它带来的痛苦，身体的存在感马上就会重现了。疾病成了身体唯一的存在处所，只有身体的不在场才意味着健康。如果用人话来说，就是人都是犯贱的，失去过之后才懂得珍惜。看来，疾病，就是最好的修道院，走进去的人都会成为最虔诚的教徒。
当一个人生病了，特别是不能马上恢复的大病，就会开始为过去挥霍无度的生活忏悔，求神拜佛，天天祷告，痛改前非，拿出所拥有的一切做交易，为的就是换回那个曾经不受重视的身体。我想，听到这里，连自己的身体都要冷笑了，谁让你忽略我，这场病就是对你的惩罚！不错，正如桑塔格所说，疾病的生物性事实往往隐含着很顽固的道德批判，疾病成了堕落的标志。但在面对社会的道德价值取舍之前，我们往往首先会受到自我的审判。
我还记得从医生口中得知患上重症肌无力的一刻，伤心、难过、恐惧、愤怒、无奈千百种情绪交杂在心中，特别是当我问及病因时，医生只是给我一个“个体生活习惯差异”的答案时，我根本不能接受。
“家里有人得这病吗？”
“没有。”
“之前有感染过什么病毒吗？”
“没有。”
“平时生活有什么不良习惯吗？”
“......没有吧。病因是什么呢？”
“这可说不准了，个体不一样吧，要有心理准备，需要长期治疗的……这种病想得开才好得快。”
荷马（Homer）的《伊利亚特》（Iliad）中，（Agamemnon）抢走阿波罗神（Apollo）的女儿，触怒了天神。于是阿波罗在希腊军中降下可怕的瘟疫，吞噬了众人的生命，以示惩罚。如果说因为希腊统帅一人的过失而祸及全军，那么，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又是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恶？我只能首先审判过去生活中种种的劣迹：过马路冲红灯、坐车不让座、随手扔垃圾......，以此来合理化疾病的出现，这样我才能欣然地接受疾病这个惩罚，但是我不能再深入地去挖掘，因为这种非他即我的逻辑本身有致命的错误。
医生总是不明白
疾病，被视为超越生理性的事实，成为了对个人生活的批判。医生总是把生物性事实和个人意志密切联系在一起，也许是为了安慰病人，但“犯罪-惩罚”的逻辑却就再次把“错误”归咎于病人，加重病人的自我愧疚，让病人深信他们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自己，自己才是最该恨的人。
除了恨自己，毫无由头的疾病不仅意味着受难，同样意味它对正常生活的中断。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研究生即将毕业，看上去拥有的是如此光明的未来，就连我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几位麻醉师也悄悄在讨论，这么年轻的女孩身上要留着这样的疤痕，太可怜了。
疾病的惩罚，将人从健康王国放逐到疾病王国的时候，身上就带着疾病的枷锁，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被识别出来，相对于疼痛的折磨，让人在生活中蒙羞才是无期徒刑。它令正常的社交生活戛然而止，它吸引了常人一切的注意力，但不是关于疾病本身。病人很容易会感受到自己和健康人的差异，这种感觉在一次次的身体与自我的割裂中不断放大。渐渐地，病人就被放逐得越来越远。
为了避免泄露我是病人的身份，我只有隐瞒，甚至假装成一个健康的人，我开始切断社会交际的管道。不再参加聚会，不再出现在任何遇到熟人的活动场合，不再在社交媒体上更新近况，不主动联系任何人，不听电话只回信息，几近从集体生活中消失。我把自己的行动空间缩窄到医院与家的范围之内，我企图把自己边缘化，放在一个绝缘的压缩空间。身边没有人知道我生病，同学、朋友、师长都不知道，这种画地为牢的生活滋生出的孤独感让我接近崩溃。最终，他们在各种媒体上得知我病重的消息时，必定非常惊讶。
躺在病床上，我对于身体失控的事实表现出一种极度的焦虑。尽管我不能说话，转身也困难，但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再次掌握自己身体的机会。我会留意每天吃过的药物名称、时间、数量，暗自记下每天打过的各种针剂，频率、剂量，每天接受过治疗的时间、次数。我的脑袋在清醒地高速运转，只要护士在护理过程中出现疏漏，我立马提出抗议。连主治医生，我也不放过，甚至曾经怀疑他的专业而对治疗方案提出异议。所以他曾经对我说过：
“作为一个中山大学的学生，你的表现非常出色，但作为一名中山医的病人，你却表现得非常差劲。”
只好认真当个病人
医生的权威从来不容挑战，肉随砧板上，一个合格的病人除了安静地配合医生治疗似乎别无他法。这就是医生对一个病人的期待。也许在医生的眼中，每一个病人都是一个个编号待完成的项目。但对于病人来说，医生却是将他们从疾病的泥潭中拉出来的稻草。可惜医生总是不明白，治病和修理机器是不一样的。人，不是一架由各种机器部件组成的，只要把坏的部件换掉就能再次运行。人，是有血肉、有情感的哺乳类动物。疾病所褫夺的不只是健康，而是人对身体的自我控制。医生对病人情绪的忽视、将疾病从身体中抽象出来，只会使得身体走向失控的边缘。这种失控带来不信任、怀疑只是放大的副作用。
可我也不得不醒悟，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大卫·列布雷顿（David Le Breton）所说的病人要付出“活着的代价”。认真扮演作为一个病人的角色，积极与医生、护士配合，寻求康复。在迷茫中寻求康复的曙光，企图回归健康国度的戏码一再上演，可惜总是缺少大团圆结局。
在这种持续的规训之中，病人的身体和身份被一次又一次地强化，永远走在康复的路上，但却永远达不到治愈的状态。每一个病人都是被死神绑架的西西弗斯，为了接受让死亡在世间消失的惩罚，不得不把身体当成巨石，在从疾病王国的山脚推上健康王国的山顶之际，就会滚回山脚，永无止境的劳动从来没有成功的一天。
有一天晚上，年轻的护士照例为我做睡前吸痰护理，结束之后她突然正儿八经地对我说：
“虽然我来了这个科室不是很久，但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病人了，我相信你很快会好起来的。”
尽管安慰剂疗法从来未得到医学承认而被视为伪科学，但不得不说，她的安慰剂让我做了一个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