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y Rayns 最开始接触亚洲电影时，还只有十几岁。直到七十年代接触到李小龙电影和功夫片，对亚洲电影的喜欢才爆发出来。他在当时已经开始写香港电影的评论和介绍，引起了香港评论人的注意，香港国际电影节在1977年邀请他赴港观摩。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泰国电影，菲律宾电影，印尼电影。其后就顺藤摸瓜，一步步挖掘亚洲电影的作品及知识。当时他写香港电影，有独到的见解，也有错漏。一些香港电影工业内的人觉得，不妨让他过来亲自看看。Rayns 当时也意识到，西方电影文化总在有意无意地忽视东亚电影，尤其华语电影。当他了解越多，就越想去纠正这一种“忽略”。
如今，他已经是西方大力推广华语电影的影评人和电影节推手，不仅在几家英国传媒长期撰写亚洲电影评论，也在多个影展策划过选片，还为 Criterion 影碟品牌录制评论音轨，最近有一家中国的电影商策划推出中国第五代导演经典作品的蓝光版本，Rayns 应邀为这些影片撰写介绍或评论。和他认识近20年的贾樟柯，也继续邀请他为自己的新片翻译英文字幕。两个人前几天还一起在北京工作。
“贾樟柯和我认识太久了。”在1998年的柏林影展上，Rayns 看到了贾樟柯拍的《小武》，转介这部片去了温哥华影展，《小武》拿下影展大奖。两年后，贾樟柯筹备《站台》，希望 Rayns 帮电影配上英文字幕。两个人由此展开了很稳定的合作。他也曾力荐当初在国际仍籍籍无名的侯孝贤，杨德昌，王家卫，北野武，让欧洲评论界迅速对这些亚洲影人燃起热情。这几年他喜欢向人们介绍赵德胤，形容他是必须关注的华语电影人。
他说，自己在做的所有事情，全和电影相关。或许与他年少时的经历有关。Rayns成长在Norwich，一座英国东部的城市。城市里当时唯一的一家独立影院十分有名，影院联在保存完好的摄政时期建筑，还提供空间给民间社团使用。电影院每个月会有一周专用于放映外语片。选片不见得很好，但当时却让Rayns接触到了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和伯格曼（Ingmar Bergman）。他很快又加入了当地的Norwich Film Society（电影社），这个爱好小组每周会反映16mm拷贝的新旧影片。当时英国的四本严肃电影杂志，Rayns也是一本不落，全部细读。“那个年代我疯狂地学习和吸收所有关于电影的知识。”Rayns说，在他成长的那个年代，英国还没有学府开设电影研究课程，所以他只能自学。直到进入剑桥大学，电影课程都还未出现。他念的是文学，辅修了法文，但对电影的爱却从未改变。所幸，他的导师英国文学学者 Raymond Williams也是一个喜欢电影的人，他允许Rayns可以花时间去学习电影，“我自己的学科反而没有那么多时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的魔力让大众为之疯狂。无法在学校里正式学习电影，Rayns有他自己的办法，他同时管理着三家不同的电影社，编辑校报上的电影版，还和朋友创办了一本电影杂志，这本杂志持续了五年，共刊印了十二期。不仅毅力惊人，精力也十分充沛。“我跟你保证，我当时过得非常充实。”
1977年参加香港国际电影节是一个开始。Rayns回到伦敦之后，写了许多华语电影的文章。中影公司透过办事处询问他，有没有想法做一些华语电影的活动。至此，Tony Rayns就以影评人，电影节目策划人及电影制作等多个身份工作，也因其对华语电影的熟悉，而他对亚洲电影的研究和推动，也几乎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
最近几年，Rayns发现有的影展开始走明星路线，希望贴近商业。如此一来，组委会似乎越来越不需要策划者具备太多知识，他想做点其他事。Rayns现在的旅行还是基本和电影有关，他在电影行业的朋友若是有什么困难希望他帮助，他总是尽可能的伸出援手，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也由他翻译字幕，这部电影要翻译出那一种“禅意”还真是不简单。他固然向西方观众推荐了侯孝贤，另一方面，他也为侯孝贤的电影深深着迷，他称其为先锋的电影作者，无论是侯在国际上还未获得认可的年代，还是如今他已获大师称号，Rayns总是乐于谈论侯孝贤的电影，“我有兴趣的电影我都想写。”
过去做过很多不同性质的电影工作，Rayns 也有不想再重复的事，比如编剧。每每想起来，他仍旧介意杜可风在拍《三条人》的时候没有重视剧本，整个过程让他很难投入，而电影后来和他写的剧本关系也不大。相比之下，他还想再做导演，再拍像《The Jang Sunwoo Variations》《New Chinese Cinema》这样的纪录片。前不久刚完成蓝光修复版的《雪之丞变化》中，我们可以再次看到Rayns关于日本电影的精采评论，或着也可以到嘉义国际纪录片影展与他面对面，听他亲自讲讲自己对华语电影的意见及热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