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了一个名为《The Machine as Seen at the End of the Mechanical Age》的展览，Manfred Kirchheimer 导演的纪录片《Claw》不仅是展览的开幕影片，也是在这里首次面对公众放映。
问起这件事怎么发生的，“我不记得了。” Kirchheimer 只记得拍这部电影的过程，他和朋友原本计划拍一部叫做《城市坟墓》（Grave of A City）的两小时长片。这个计划搁置之后，Kirchheimer从原有的大量素材里拿出一些来拍了《Claw》。MoMA 在展出时加上了一个副标题：A Motion Picture Fable of Urbania，城镇的影像寓言。
“但我的电影其实并不讲这个。”Kirchheimer 说，“人们总在我的电影里看到纽约，那倒并不是我电影的一贯主题。”
“我的电影不是拍城市，而是拍城市里发生的事。”因为收入有限，他没法常常出埠拍电影，还好光是纽约已经有足够多的素材可以拍。城市对他来说像是一个活的组织，1962年时，他看到很多小建筑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更高更丑的建筑。如今，这些小建筑的替代品也要被推倒了，这让他很生气。“在我眼里，这些楼房越高就越丑。” 城市在变化，城市也很静止，当年没拍成的《城市坟墓》留下一共65000英呎底片，那是 Kirchheimer 心中一个美丽又无尽的素材库。他先后利用这些素材拍了《Claw》在内的四五部电影，“我想把现在手头上的项目完成之后，可以再用那次的素材做些什么，如果我还活着。” Kirchheimer 今年已经87岁了，拍片生涯至今超过65年。
“没进学院之前我对纪录片真的很无知。”他进入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学习纪录片时，只有17岁。
那一天，他在校园里发现一位年轻人在拍片，这位年轻人告诉他，自己正在拍的是一部纪录片。这句话将他指引到了电影系。那是美国高等学府中第一个纪录片教研机构，他跟从 Hans Ritcher 教授，几乎从一无所知开始了解纪录片的点点滴滴。“当时生活中虽然也看过有一些所谓的纪录片，可是那些纪录片大多都很糟糕。”Kirchheimer 还带着一些纪录片的负面印象，可一旦进入这片天地，学习纪录片的历史，观看过许多优美的作品之后，他开始理解这一个独特的世界。纪录片把他钩住了。 Ritcher 教授和他成了朋友，也在学业结束后向他提供了教职。在毕业的那一天，Kirchheimer 对自己说，我要做的事，就是拍纪录片。
年轻时，他的遗憾是自己不能利用所有时间拍片。城市学院的教职一周要上一晚课，时间尚算充裕，六十年代他游走在摄影和导演岗位，拍了几部短片。那算是他最忙碌的年代吗？他一面教书，一面加入电影工业成了一名剪辑师。也试过以自由职业身份参与剪片，同时全职教书，业余时间再做自己的电影。“但再也没有比没时间做自己的电影更沮丧的事了。”整个七十年代，他都没能推出自己个人的纪录片作品。
Kirchheimer 不喜欢在电影工业里的工作。公司往往会给他很漂亮的素材，按照要求，他需要完成一个初剪版交给制作人，让他们了解这些素材的主题。接着制作人便完全主导这个项目，指挥他剪辑出工业成品。Kirchheimer 眼睁睁看着许多电影被剪去了精华，变成平庸之作。那样的工作让他索然无味。
1976年，他决定彻底离开工业，全职教书。课程最繁重的时候，他一个星期有四天在上课。为了抽时间拍自己的作品，他尽量把课程排在傍晚或周末。2000年之后，他的课时一周减少到两天，Kirchheimer 一口气推出了好几部作品。《整个城市都是我的涂鸦墙》《艺战无止境》《我的破烂人生》《我与犹太好友的咖啡时光》这几部片都是这时期完成的。
《整个城市都是我的涂鸦墙》像《Claw》一样，也是他对自己过去的一次重访。1981年他完成了关于地铁涂鸦艺术的电影《Stations of the Elevated》，这部电影的 VHS 很快绝版，只有一些涂鸦艺人在交流二手版本。Kirchheimer 听从儿子 Gaberial 的建议，想在原版的基础上增加一些采访花絮，发行一张 DVD。而项目越进行下去，他越发现，这些为花絮所进行的采访实在太精彩了，Kirchheimer 认为自己必须将它们放入一部新的电影，《整个城市都是我的涂鸦墙》因此诞生。Kirchheimer 采访了四位八十年代的涂鸦艺术家，他们多少都曾出现在《Stations of the Elevated》里。Kirchheimer 便自由地游走在自己的两部新旧作当中，同样将自己当年的余音带到了新世纪。
此时，他埋头在自己的新作素材当中，坦承一时还没找到方向。那是一部现命名为《Middle Class Money Honey》的电影，他为此做了24段访问。“我希望它的模式和《我与犹太好友的咖啡时光》类似。”
《咖啡时光》出产得相对顺利得多，灵感来自 Kirchheimer 自己的灵感笔记。那是一个真实的笔记本吗？“不是啦，可能是一个笔记本，也可能是文件袋里面的一张纸。”每当他想起什么，Kirchheimer 就把这些想法写下来，以便日后翻看。不少作品雏形都来自这一个笔记本。翻看笔记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有不少犹太人朋友，就突发奇想要拍一部关于犹太人的电影。
他集结了自己的犹太人好友，与他们进行幽默且富启发性的系列谈话，谈话对象从18岁到85岁不等，从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到普利兹奖的获奖者都有。他们讨论的话题也多种多样，从以色列议题到紧身牛仔裤，从同性恋权利到哭墙的女士祈祷区，精彩不断。“我不知道拍这部片的动机到底怎么产生的，可是收集完素材开始剪辑的时候我就热血起来了。”
Kirchheimer 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The School of Visual Arts）教了42年书，1975年教起，教到去年退休。退休的第一年，他立刻完成了两部影片。
退休之后，Kirchheimer 现在有很清晰的拍摄流程，每天拍摄两段访问，一段安排在早上11点，另一端安排在下午4点。如果是户外拍摄，他曾经每天拍摄八小时，早上10点到下午6点。五年前完成《我的破烂人生》之后，他已经没有拍过户外场景，担心体力无法负荷。
“我年纪大了，效率不像以前。”由《整个城市都是我的涂鸦墙》起，他有一个固定的五人拍摄团队，通常有三或四人在场。两到三位负责录影，再有一位在现场帮忙。拍摄日程尽量安排在下午，转到数码制作之后，他的体力还可以应付。“一年拍两部纪录片对我来说不可能了。给我点时间，让我两年拍一部吧。”
虽则效率低了，收获却没减少。一名电影制作人 Jake Perlin 在五六年前向他问起，能不能放映《Stations of the Elevated》，又花了两年时间拿到了这部电影里面音乐片段的使用版权。Perlin 很欣赏这些纪录片在胶片上呈现的视觉，也认为这些影片值得推荐给观众。这些电影再度打动了MoMA的影像策展人，Kirchheimer 的电影在2017年又一次进入MoMA，30部不同长度的纪录片以回顾展的形式遇到了新的观众。《纽约客》等杂志也开始重新讨论Kirchheimer 的电影，讨论它们所纪录的纽约，讨论影像背后的当代性。
“说起当代性，其实我明明用的是一种很经典的方法。”电影谈论著城镇的当代议题，Kirchheimer 却认为自己追溯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方法。他的影像常常采用大量的黑白素材，以旁述的形式完成，没有旁述的时候辅以音乐，他自称为老派风格。
手法简单，他涉及的议题却一直走得很前。六十年代谈城市改造，八十年代谈地铁涂鸦，都用了当时少有的切入点。《Middle Class Money Honey》之中他想让受访者谈谈钱，想不到现在钱依然是人们难以开口的话题。“人们可以和自己的心理医生谈性，谈婚姻问题，但他们就是不愿意谈钱。”或许是这种敏锐让他把很多议题带进了自己的电影。
制作《Claw》的时候，他曾经相信自己的电影可以改变一些事。不过这些电影通常面对既定的观众，他们本身已经很认同电影里的讯息。这些讯息要如何走出电影，去向更远的地方，才可以有一些能动作用。Kirchheimer 只知道自己的电影积极且乐观，无论是内容还是观感。
还有任何失望的事吗？
“当然有，我们的总统天天都让我失望。”除此之外，他的电影，他的家人，他可以望到雪的公寓，在纽约扎根的生活，都无不让他满足。
“2018 嘉义国际艺术纪录影展”
活动期间： 3 月 17 日起至 4 月 1 日（每周五至每周日）
放映地点：
- 嘉义市立博物馆 1F 放映室
- 承亿小镇慢读和25x40 艺文空间（教育推广放映场次）
所有场次皆免费入场，活动详情请见：官方Facebook、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