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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从荷印殖民时期，就有一些华商以经济利益交换获得甲必丹、马腰等官职的方式，来提供资金来帮助殖民者镇压印尼民族，也因此华人长期遭到印尼原住民的不满和敌视。
新秩序时期，有极小部分华商与政治权贵形成了利益交织、互相利用、共存共荣的官商勾结体制。事实上，官商勾结和上下勾连交织，利益输送手段往往假合法之名，以天经地义的政策及协约，借强权及雷霆压顶之势，渗入印尼生活的每个范畴，而印尼劳动阶层无奈接受低薪而无保障的工作，平民百姓丧失选择食物和医疗方法的自主，这些都是官商巧妙勾结的成果。这也导致华人在印尼主流社会中形象不佳，因此社会上的排华运动频繁且有规律地爆发，并且最终爆发了1998年黑色5月的排华事件，种族暴乱不仅给华人带来了巨痛和重创，也给整个印尼社会带来严重损失。20年前，由权贵资本祸及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今天依然有着深刻的启示。
苏哈托下台后，之前靠威权主义体制形成的权贵资本虽然并未彻底垮掉，依然有残存和影响力，但是印尼已经朝向了民主化发展，在欧美日本等国带有意识形态的扶持下，印尼出现了很多NGO组织，建设并确立起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社会。公民社会是存在于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力量”，而公民组织在印尼的方方面面都有着较为深入的渗透和影响，左右了印尼民众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
带着“潜规则”劣习进入印尼的中国企业家
当前很多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出海投资的中国老板们，往往缺乏对印尼的真实了解，也不愿意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动辄就是以中国企业家、成功人士自居，听不得、也听不进各种谏言，特别是对于印尼复杂的国情、历史、文化，简单地以为是很腐败的国家，或是资本与权力形成程度不同的共谋关系、分赃关系。
希望一些中国企业家不要把“潜规则”劣习带出国门，虽然印尼的腐败比中国还严重，但是佐科威总统新一轮的反腐让很多印尼当地商人风险意识增强，勾搭官员的成本和代价更加高昂。
这些事情在华语传媒上从未有见到，但是在印尼文媒体上却屡屡见报，甚至有些事情在印尼文媒体及社交网络上炒的沸沸扬扬。
比如有某家中资企业在进入印尼市场初期，很多高层全部都否认印尼国情的特殊，不在乎印尼的法律法规，同时该公司对很多细节也很不耐烦。如果试图描述一些问题的复杂性，该公司总裁却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否定印尼政治生态的特殊性。也以“宗教是大众的鸦片”否定宗教在印尼民众的份量。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归根究底还是小视一个国家内部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而该公司在印尼也违反了多项印尼劳动法的规定，包括采用外包雇佣方式，不签劳动合同，没有BPJS保险；对于想申请产假的女工，要求女职工辞职；工资仍然是由基本工资的计算除以当月的工作天数（出勤）来扣除的，如果工作人员因任何原因缺勤，包括生病的原因，这种扣除仍然适用；也不承担任何与缺陷有关的职业事故责任，造成残疾的工伤事故，公司完全交给职工自己负责。而工人指控中方管理人员经常说话粗鲁野蛮，他们经常对工人进行强迫性洗脑，说话非常大声，伴随着讽刺，甚至被侮辱。而且中资企业高层在初期也拒绝和工会进行对等谈判，依旧是高高在上的的中国方式，最终导致了罢工。
出现罢工问题后，如果在初期能够正视问题，积极同工会协商解决，问题还不会扩散闹大。恰恰是沿用了中国国内的做法，老板高高在上，员工没有对等谈判的机会，导致事态逐步扩大，并且每次采用极端手段都会激化矛盾恶化，先是采用了威胁恐吓罢工工人的方式，在第二次罢工后更是采用了违法的绑架罢工工人的做法，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也因此导致了罢工工人前往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示威游行的举动，要求中国大使馆约束该中资企业管理者违法行为，要求中资企业管理者遵守印尼法律和尊重印尼人。
这些事情在华语传媒上从未有见到，但是在印尼文媒体上却屡屡见报，甚至有些事情在印尼文媒体及社交网络上炒的沸沸扬扬，对中国人在印尼的形象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在中国内地很多企业有钱有势，财大气粗，对于一些不利于自己企业的报导，会动用各种强硬性的手段，要求媒体封口，甚至诉诸法律，将一些原本是真实的，但只要是不利于自己公司的负面新闻全面封杀、删帖，扣以不实报导的罪名。
但是我们在别国的土地上，面对着与中国不同的法律、国情、文化，这套方法是否可行，能否行得通呢？是否是有利于中国在印尼的形象呢，或者是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发展呢？
经历民主化之后的印尼
印尼自从民主化之后，各级地方政府开始自治，中央政府从威权体制下向各级地方实行分权制，而且各级地方长官都是由各地选民选举出来的，印尼官员的升迁，在乎的是选票，而不是靠上级长官的提拔，如果各级官员不能顺应民意，那么选民就可以让官员下台。尤其是2018年的地方首长选举和2019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已经开始，各级官员更为重视民调，谁也不会轻易丢掉民意的。
民主化之后的印尼媒体也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各种媒体如雨后春笋般的诞生了，包括被查禁了多年的华文媒体也都浴火重生。1999年出台的新版《新闻法》，进一步改善了新闻报导的环境，瓦希德总统上台后，更是表示，政府应该保护媒体，使它免受外界对新闻报导自由的干扰，期盼着新闻自由的真正实现。
公民组织在印尼的方方面面都有着较为深入的渗透和影响，左右了印尼民众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
Facebook在印尼的用户人数，位列全球第二，Twitter在印尼的用户人数排名全球第三，网络新闻已经成为印尼网民获取新闻信息和社交的重要渠道，现在很多印尼传统媒体获取信息都有采用到网络新闻的资料。
也因此，靠着国内的财大气粗，有权有势的就想在印尼来压制负面新闻的做法，要求媒体封口、删帖的行为在印尼是根本行不通的，倘若非坚持这样的做法，要将真实的事件指控为不实报导，只会增加中资企业在印尼当地的不良印象，让印尼民众加重对中国人的反感情绪，也会激化深层次的种族矛盾，如果处理不好，简单的问题也会引发群体事件，如果被激进组织、工会、政客加以利用，那么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印尼一直都是有强烈排华情绪的国家，几百年来都笼罩着排华的阴影，直到现阶段依然是可以被极端组织和政客们信手拈来炒作的利器，也因此中资企业在处理各种事情都需要以柔软身段、务实、理性的方式，而非一味强势的压制。
匮乏的自我反思
中资企业在化解各种问题的时候，也需要多方面反思自身在印尼的问题，一日三省吾身，在中国成功的方法，是否也是可以适用在印尼，是否有些不良或者不当的行为会造成印尼友族的反感。印尼不同于中国国内，既然来到印尼，那就要多思考怎么去融入当地的社会，加强内外的交流，不能总想着自己的私利，想着自己的小算盘。
目前而言，在华语媒介中，大部分的研究著作和报导上，很少有中国人、华人反思自身问题，所有的排华著作几乎把责任都推卸给荷兰人、日本人、苏哈托之类的，如果不反思自身问题就不能解决和根除印尼排华问题。特别是中资企业在印尼经营情况的反思，及中资企业管理者的反思等，在学术论著和新闻报导上更是凤毛麟角，或许有些中资企业是出于家丑不可外扬、报喜不报忧的心态，或者是怕被抢走了资源、关系和利益等原因，但也严重阻碍了印尼友族对于中资企业的真实看法。
反而在罗盘报、爪哇邮报上都有印尼原住民撰文反思过，从中国劳工的数量问题，到华人被歧视的历史，再到中国和印尼的关系，印尼人该如何接纳华人，同华人和平共处。罗盘报此番社论是代表印尼官方立场和一定主流意识形态，而且也是突破了长久以来的禁忌，敢于直面这样的问题，实属不易。在这个事上，做不到一步登天，任何一点松动都是量变的积累，都是有意义的。
华社翘楚汪友山先生生前多次反思华人自身的问题，并且提出要如何同友族加强交流和沟通，印尼友族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是真正为印尼民族谋福利的，而不是一己私利，所以友族也很尊敬他，汪先生去世后罗盘报等印尼文媒体都发文悼念。
汪友山先生临终前的宝贵遗言：“从理性的社会研究角度来分析，若印尼人生活还很苦，加上政客的挑唆，排华就一定还会发生，假如华人不做事情，不居安思危，不克服自己的弱点和不良习惯，排华就肯定还会发生。”
面对错综复杂的印尼政治生态，中资企业会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
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特别是两国交往日益增多，前往两岸三地留学的印尼原住民也在不断地增多，印尼人对中国的了解也日益全面，也逐渐开始摆脱了过去殖民者到新秩序时期构建的刻板不佳形象。现在对于华文传媒的了解，已经不只是从荷印时期开始的情报局官员，而是方方面面的印尼友族。
就连文章、马伊琍、姚笛事件都蔓延范围颇广，印尼的罗盘报kompas也对此事件做了报导。马伊琍在微博上的名言“恋爱虽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也被翻译成了印尼语，“Mudah untuk jatuh cinta, berbeda dengan pernikahan, Hubungan yang seharusnya diayukuri”。 虽然他们印尼友族或许根本不知道此三人为何许人也，而只是被广大中国网民的挖坟精神震撼到了而已。
一些学者只是会强调中资企业当前在印尼面临的困境是受到西方话语权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刻意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被极端教派、政客煽动等，却很少有反思中资企业在印尼的一些行为是否存在不妥当、不合乎印尼人的情理，会造成印尼人感官及认同感上的反感。即便是去印尼调研中资企业，也仅采访对象几乎全部都是中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也因此无法真实了解到印尼民众心中的中资企业到底是什么样。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印尼的有些中资企业如果不愿意正视自身的问题，不能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来面对，而依然是欺下瞒上，我行我素的企业文化和作风，只能加重印尼人的反感情绪。
走进印尼的中国企业的价值取向、经营理念、发展模式、行为标准、工作方式乃至日常言谈举止，不仅要考虑到本企业自身发展，也要考虑到是否有利于双方民心相通、对方是否舒适。
2018年地方首长选举和2019年总统大选的选战即将拉开帷幕，印尼各种政客也都开始粉墨登场，在明里暗里展开激烈博弈，此时不乏有对中国充满敌意的极端组织和政客会借机煽动，博取眼球，获得选票，在2017年的雅加达省长选举中已经有极端组织和政客，如印尼伊斯兰教士理事会运动主席纳西尔发表了反印尼华裔和中资言论，打击对象对准印尼华人和来自中国的外资，他声称外国投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对印尼整体的助益不大。面对错综复杂的印尼政治生态，中资企业会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
“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我们中国人只有自己深刻反思，善于发挥我们的兼容并包，开放包容的心态去和印尼民众沟通，改变长久以来中国人不佳的印象才能够在印尼扎根，并且发展成功。也希望一些中资企业别把自己不当回事，不要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尊重印尼文化和风俗，尊重的前提是了解和理解，什么都不知道如何谈尊重，别怪印尼人不给你“面子”，到时候酝酿出来了排华事件，那才是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