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一个中学礼堂，老师，学生，治疗师，坐着，躺着，站着，沉默，听歌，谈心，有人哭，有人笑……最后，数百只写了各人心事的纸飞机，一齐被飞出去，长舒一口气。

这是2016年初夏，进步教师同盟在屯门官立中学试验的全港第一场“师生休整日”。同盟成员陈智聪那天也在现场，他对现场气氛印象深刻，但也记得：“政府觉得这样不理想，说我们把他们深层次的东西挑出来了，是去‘搞’学生。”他说：“问题是，不挑出来，还是在里面，挑出来了反而有人能看到，我们应该有配套去支援和跟进。但这样的活动，政府给不够资源。”

2017年10月23日，教育局长杨润雄在悼念74名自杀学生的赤足游行之后，与民间关注团体会面。会后，教育局承诺将成立跨部门小组，检视学生自杀的问题，对其余要求——检讨现行教育制度，落实小学一校一社工，在校历中预留日子作为“休整日”，直接向全港学校每间拨款20万举办精神健康活动等——则未有承诺。

政府有自己资源配置的想法。驻小学社工黎柏然的观察如此：“我们说要加人手，去听学生的心声，不批（拨款）。我们说要多些项目讲情绪，不批。批的就是‘生涯规划’、‘对抗逆境’，全部都是‘正能量’。不可以不开心，讲不开心的事就没有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