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深度

在塞内加尔的“东京酒家”,看“两个中国”的非洲竞争史

餐厅开业时,塞内加尔的邦交国是台湾。二十年过去,邦交国“换成”中国,远赴他乡的河南人和大连人,却时不时打起架来。

「東京酒家」是小餐館格局,簡單的八角拱窗拉出中國餐館範式。二十多年來,這間小餐館的圓桌,撫慰了許多塞內加爾「非漂」舌尖上的鄉愁。老闆顏俊是河南人,他的「東京酒館」當然不是紀念日本東京,而是河南開封的古地名。

「東京酒家」是小餐館格局,簡單的八角拱窗拉出中國餐館範式。二十多年來,這間小餐館的圓桌,撫慰了許多塞內加爾「非漂」舌尖上的鄉愁。老闆顏俊是河南人,他的「東京酒館」當然不是紀念日本東京,而是河南開封的古地名。摄:何欣洁/端传媒

端传媒记者 何欣洁 发自塞内加尔

刊登于 2017-08-23

#我们会吃光海洋吗 II

【编者按】去年八月,端传媒制作《我们会吃光海洋吗?从太平洋到西非,两岸渔业全景调查》。在动态页面中,小船最终停在西非海岸:“中国近海早就无鱼,而管制落后、对海洋保护意识薄弱的中国渔民却去往了全世界。”西非,由此成了我们的下一个计划的采访地。在那片遥远、丰饶却又疏于管理的海域上,中国渔船真的参与进全球远洋渔业的争霸战吗?他们一起捞光了当地的鱼虾吗?曾在西非称霸的台湾渔业又如何?

今年三月,端传媒记者得到机会,参与绿色和平“希望号”在西非海岸的巡航,自茅利塔尼亚(毛里塔尼亚)登船、于几内亚比索(几内亚比绍)上岸,途经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达卡)。为了更深入回答“我们会吃光海洋吗?”记者攀上中国渔船、与当地渔企干部碰面、访问远赴重洋的大连水手、俄籍船员、西班牙船长……制作海洋调查第二季。这一季的系列报导从今天起陆续推出。远航之前,我们先来到塞内加尔的一间中国餐厅,在这里吃一顿饺子配啤酒,听一个非洲、远洋渔船与“两个中国”的故事。


达喀尔。在这座有“西非小巴黎”之称的热带城市,颜俊声称自己是这里的第七个中国人。二十多年来,他眼看着台湾人渐渐离开,中国人渐渐到来。

一九九六年,四十岁出头的颜俊在塞内加尔首府达喀尔开了间“东京酒家”。此东京非彼东京,而是他家乡河南开封的古地名,《水浒》里的“东京”。那一年,刚刚经历过经济危机的塞内加尔,在金元外交的攻势下与台湾建交,与中国断交。和许多非洲大陆的国家一样,半个世纪以来,塞内加尔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摇摆不定,双方都要求他们只能选择其中一边。不只是中国与台湾,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同样这样拉扯非洲。美国前总统甘迺迪曾有名言:在共产集团与非共产集团的全球性竞争中,非洲是最大的演习场。

外交上的拉扯,在小小的东京酒家,表现得十分具体:刚开业时,常来的客人是台湾大使馆、农技团的人员,他们与颜俊走棋、教他用电脑,餐馆里堆满金门高粱、马祖陈高。二十年过去,达喀尔的中国人从颜俊所说的七个变成两千个。二零零五年,中国与塞内加尔恢复建交。如今货架上只剩中国大使馆的茅台酒与五粮液,店里出没的,尽是做基建的河南人、远洋捕捞的大连人。

我在一趟追踪远洋渔业的行程里,意外闯入“东京酒家”,在一顿饭的光阴中,看到这间小餐馆的餐桌上,两岸近三十年来在世界版图上的命运缩影。在此地,态势逐渐明朗:中国日渐进逼,台湾节节败退。外交、投资、渔业均如此。

从台湾的鲔鱼到中国的石斑

“东京酒家”位于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名为酒家,却不是栋金碧辉煌的酒楼,只是间简单的路边饭馆。橘红色的墙壁、铝制的门面,大大的法文写著餐厅名称,细字用中文写上“东京酒家”。
“东京酒家”位于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名为酒家,却不是栋金碧辉煌的酒楼,只是间简单的路边饭馆。橘红色的墙壁、铝制的门面,大大的法文写著餐厅名称,细字用中文写上“东京酒家”。

我好奇地向颜俊打听。颜俊则用他最擅长的食物解构掉外交问题,故事变成了:金门高粱如何换成了茅台酒,鲔鱼如何变成了石斑。

我们抵达“东京酒家”时已经八点,餐厅准备打烊,颜俊热情地招待我们入座:“你们现在来晚了,没赶上好的时候。”我们确实来得有点晚了,无法下班的塞内加尔籍女服务生瞪了我们一眼,低头滑起三星手机。

名为酒家,却不是栋金碧辉煌的酒楼,只是间简单的路边饭馆。橘红色的墙壁、铝制的门面,大大的法文写着餐厅名称,细字用中文写上“东京酒家”,小餐馆格局,简单的六角拱窗拉出中国餐馆范式。有中国人的地方必须有中餐馆,必须有直火热炒的菜肴,必须放着央视频道做背景音。二十多年来,这间小餐馆的圆桌,就这样抚慰了许多塞内加尔“非漂”舌尖上的乡愁。

中国人在西非发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好奇地向颜俊打听。颜俊则用他最擅长的食物解构掉外交问题,故事变成了:金门高粱如何换成了茅台酒,鲔鱼如何变成了石斑。

颜俊回忆,2005年之前,台湾的鲔钓船员常常带着带着鲔鱼块来到东京酒家,有一次甚至还请卡车把半尾鱼身放在店门口。“跟他说不要,硬是放下,掉头就走。”颜俊傻眼,只好拜托左右邻居来帮忙分切,一一分送,“我本来不吃生鱼片,都是跟你们台湾人学的。”

而经历2005年的“减船”风波后,台湾鲔钓船员来用餐的次数明显下降,此消彼长,中国船员的石斑、黄鱼、鲜虾、螃蟹开始往颜俊的厨房送,来做客的,也多了许多一口东北腔的大连船员。

2005年台湾“减船”事件

2005年11月,因日本指控台湾非法捕鱼、违规洗鱼等行为,国际大西洋鲔类保育委员会(ICCAT)作成决议,将台湾籍渔船捕获大目鲔渔获配额从2004年的14,900公吨砍至4,600公吨,台湾在三大洋的鲔钓船必须减船160艘、34艘休渔一年。台湾原本在大西洋作业的大目鲔渔船数有76艘,一度只剩15艘可以继续作业。

对于这些年的大连新面孔,颜俊记得的尽是戏剧化场面:“前几天,达喀尔一间酒吧里,大家都喝醉了吧,三个河南人跟十几个大连人打起来,结果,嘿,大连人那么多,竟然还输了,被打死了一个。河南的逃了,警察来我这里问人,说『这是达卡近年来最血腥的案件!』”

近年来,从塞内加尔到几内亚比索,越来越多的大连人到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随着中国的远洋渔船前来西非捕鱼的。

西非海域,一般是指从直布罗陀海峡到纳米比亚的整个海岸地区,是加纳利洋流与几内亚洋流的交会处。

我曾在绿色和平“希望号”轮船上的许多夜晚,盯着这片美丽深海:海中的夜光藻在船头明灭闪烁,奶白色的银河下,夜光藻如泪,晶光灿然,若有鱼群或海豚行过舷侧,鱼身便好似披着透明的荧光薄纱,如梦似幻。

西非海域的微生物丰富,有几乎未被破坏的生态系统,也因此,它有世界“最后的渔场”之称,近年来,吸引了各国具有远洋实力的水产公司来此竞逐。

曾拥有76艘大目鲔渔船的台湾,无疑曾是这里的一方之霸,但现在,迅速崛起的身影是中国。

1985年3月10日,中国水产总公司13艘渔船、223名船员组成的远洋渔业船队开赴大西洋西非海域渔场作业,揭开了中国远洋渔业发展历史的第一页。

跟随绿色和平在西非航行时,我曾见过这样的船长日志:“今日前方有20多艘中国渔船活动,是一座中国城。”

1985年3月10日,中国水产总公司13艘渔船、223名船员组成的远洋渔业船队开赴大西洋西非海域渔场作业,揭开了中国远洋渔业发展历史的第一页。

根据中国农业部资料,2011年,中国远洋渔业进入“大跃进”时期,新建的专业远洋渔船达1300多艘,24公尺至60公尺的中大型远洋渔船比例达90%。2015年,中国作业远洋渔船数量达到2500艘,总产量205万吨,数量惊人。

“西非这里真的好,什么鱼都有。”颜俊细数,石斑、带鱼、黄鱼、鲍鱼、螃蟹、龙虾、章鱼,只要华人叫得出名字的海鲜,都能在海里大把大把地捕获。不过,“现在海产质量已经都没有过去的好,渔获量还是挺多的,只是竞争者变多了,质量也差了。”

身为厨房的采购者,颜俊不必出海,也能感受到西非海洋的变化。招牌菜“东京活鱼”,有时是黄鱼、有时是石斑。一斤多的活石斑,只要70块人民币。以前更便宜,颜俊说,是你不能想象的便宜,“后来是中国人自己爱吃,把海产买贵了。”他又替我们唏嘘:“你们真的来晚了,没能赶上最好的时候。”

中国与非洲,互相改写对方命运

随着中国国企在陆上援建非洲,渔企也开到了这片肥沃健美的西非海岸。图为一艘中国渔船在西非海域上航行。
随着中国国企在陆上援建非洲,渔企也开到了这片肥沃健美的西非海岸。图为一艘中国渔船在西非海域上航行。

中国人大量来之前,这儿基本没有发展。知道没有发展是什么意思吗?我们来租房子,要签合同,对方拿出那个地契,是1842年法国人留下来的,铜版纸,跟新的一样,上面画的达喀尔地图跟今天一样,一点儿也没变。

“东京酒家”老板颜俊回忆

一批又一批来讨生活的中国人,改写了西非的城市面貌,买贵了海鲜,也买贵了房子。“达喀尔的房子是被中国人买贵的,跟海鲜一样。这附近的房子最近涨了一轮,都是中国人炒起来的。”颜俊回忆,“中国人大量来之前,这儿基本没有发展。知道没有发展是什么意思吗?我们来租房子,要签合同,对方拿出那个地契,是1842年法国人留下来的,铜版纸,跟新的一样,上面画的达喀尔地图跟今天一样,一点儿也没变。”

中国人的拼命,扰动着自1842年后便发展缓慢的非洲大地。

1972年,联合国表决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这也宣告中华民国终将失去“中国”合法代表性。在这关键的表决中,赞成的76票有26票来自非洲个新兴独立国的支持,被戏称为“非洲兄弟们抬进去”的代表权。

此后,中国政府与非洲当地政府合作更为密切,更能与联合国共同合作专案,这种“三方合作”模式,也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固定形式之一。

1979年8月,两支中国援建队伍在奈及利亚、马利承包了建筑专案,并在专案结束后留下来,在当地注册公司开始参与基础工程投标。1985年,中国加入非洲开发银行后,更如虎添翼,开始获得竞标非银专案的资格,一个又一个工程专案如雨后春笋般长出。

但建设并未从此一帆风顺。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后,世界各国谴责中国镇压学生运动,并联合抵制。台湾趁机展开金元外交,扩展盟邦,揭开90年代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非洲角力的序幕。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后,世界各国谴责中国镇压学生运动,并联合抵制。台湾趁机展开金元外交,扩展盟邦,揭开90年代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非洲角力的序幕。

自1989年开始,赖比瑞亚开了第一枪,与北京断交。1990年底,几内亚比索宣布与台北建交,直到1998年又再度与台北断交,重返北京怀抱。塞内加尔则是在1996年开始与中华民国建立邦谊,2005年才重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国际上唯一而合法的代表。”类似摇摆的国家还有赖索托、中非共和国、尼日、布吉纳法索、甘比亚等国。

沿着美苏冷战的框架,两个中国激烈争夺着己方政府在非洲的代表权,竞相砸下重金。1990年代,中国在非洲的援助承诺增长了68%,台湾也不遑多让。但此时台湾已经实现民主转型,动辄破亿的“凯子外交”引起民间反弹,“有钱洒给不知名的小国,为何不拿来做学童营养午餐?”成为民众常见的抱怨。

台湾金元外交后继乏力,中国在非洲的外交与经济布局,却逐渐长驱直入。中国前外交部长钱其琛,自1989年开始,每年一月都会对非洲国家进行例行访问,六年之间,共访问了36个非洲国家,之后历任外交部长也萧规曹随,打下外交基础。除了外交部长的例行性访问之外,中国历任国家领导人也不吝出访非洲,当世人逐渐遗忘“六四”事件,中国在非洲的寒冬也宣告回暖。

在经济上,中国政府将援外与工程承包相结合,从援助预算中直接贷款给中国企业,以支持他们到国外独立承包专案。中国建设公司来到非洲援建后,留下一班合法或非法的移民,他们会一个个拉着老乡过来,中国城逐渐蔓延开去。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中心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Karsten Giese曾在2011年、2013年两度前往达喀尔,对当地中国商人店铺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当地的中国人聚集往往都是家族式的,至少有五个河南家族、两个福建家族,也有来自浙江、湖南或上海的移民,他们或因承包工程、或因远洋渔业来到此地。

全长两公里的百年大道,原本被达喀尔规划为高级住宅区,然而经济危机之下,住户开始把房子租住逐渐到来的中国人,到了2000年中期,已经有超过八成的住宅都变成了店铺,当地人如今昵称它“河南街”。开店的河南人,一个拉一个,卖些低价的民生必需品、运动用品、首饰、仿名牌包,“中国城”就此成形。

另一边厢,台湾却在国际现实与选票压力下,一步步自非洲大陆撤守。2016年,新任总统蔡英文上台,圣多美普林西比宣布与台断交,结束自1997年来的邦交关系,数天后即与中国建交,被视为中国给蔡政府的下马威。外交专家估计,台湾面对的这一“拔桩危机”,可能才刚刚开始。

全新的足球场边,扩张中的渔企聚落

几内亚比索首都,比绍港,当地居民到渔港买鱼与离岛居民自酿的棕榈酒。
几内亚比索首都,比绍港,当地居民到渔港买鱼与离岛居民自酿的棕榈酒。

当地人在路上看到东方面孔,便会用法语大叫China、China,更热情一点的,就指着远方的足球场,“足球场、中国!”双手竖起大拇指。

而另一个同样位于西非渔场的小国,几内亚比索,同样与“两个中国”都有摇摆建交、断交的另类情缘。1974年,几内亚比索选择与刚加入联合国没多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在1990年,几内亚比索宣布将与中华民国建立外交关系,此举自然招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断交”处置。但在1998年,这个前葡萄牙统治的殖民地,再度琵琶别抱,与台湾断绝往来。

几内亚比索首都比绍位于出海口,要在河道上航行四个小时才能抵达。沿途小岛白沙细软、风光明媚,既有“福尔摩沙”岛,也有知名的度假胜地比热戈斯。淤积的河口泥沙带来丰富的微生物,让此地海域成为渔船的聚集所。中国大使馆称它为西非最好的渔场。

颜俊分析,西非这几个国家,“只有塞内加尔比较有开始真正在执法。”他偶尔也替新来的厂商问问,怎样才能申请捕捞证,但近年标准确实越收越严,“一切都有规矩,捞什么鱼?船多大?吨位?现在都问得很清楚,一项一项来。”颜俊与几家水产公司的干部都公认,几内亚比索管得最松,是真正的法外之地,“可能还有一些机会。”

在这个西非最丰腴、管得最松散的渔场,中国做了不少投资,最经典的是比绍的足球场。受欧洲影响,比绍人人喜爱足球,这里街上的每个酒吧、杂货店的路边电视不分昼夜地直拨足球赛事,几乎不播放其他球类运动。

2016年,比绍在非洲杯预赛中,力抗刚果、肯尼亚等非洲强队,排名小组第一,首次晋级非洲杯决赛,举国上下的民族热情贯注于足球。可想而知,中国送的这个足球场是如何打动人心,更何况还附送永久维修,简直如天使。

2016年,中国花费了81万美元,替几内亚比索修复了独立日体育馆(24 de Setembro)的电力系统。体育馆内有全国唯一的自然草皮足球场,可容纳15,000名观众,由中国在90年代建造,历任总统的就职典礼都在这里举行。

一年前,这座球场的铜制电缆曾遭窃转卖,致使足球场整个停摆,当地居民沮丧不已。中国修建球场的举动因此令市民欣喜若狂。当地人在路上看到东方面孔,便会用法语大叫China、China,更热情一点的,就指着远方的足球场,“足球场、中国!”双手竖起大拇指。

独立日足球场的隔壁,就是比绍最大的渔港。传统小木舟熙来攘往地卸鱼,中国渔企亦沿着足球场周边,渐渐盖起一排渔获冷冻库。当地频频发生电力不足、渔获腐烂的尴尬事故,招来中国干部连声抱怨“什么冷库,进去都不用穿外套的,也叫冷库?”但足球场边的渔企版图仍逐日扩张,访问某位中阶渔企干部的那一天,他突然匆匆离席,“对不起,我得先去拿(新厂房)图给工人。”一间间的冷冻库、加工厂逐栋出现在当地的地平线上。

一个黑瘦的挑夫热情地对我说:“现在我们这个机场很小,但是明年,中国人会再来盖一个,新的。下次你来,我们会有大的、新的机场,欢迎再来!台湾!”挑夫不知道,他的欢迎听在台湾人耳里,感慨万千。

除了足球场,几内亚比索的国际机场也是首都市民的国民信心重要指标。一个黑瘦的挑夫热情地对我说:“现在我们这个机场很小,但是明年,中国人会再来盖一个,新的。下次你来,我们会有大的、新的机场,欢迎再来!台湾!”

挑夫不知道,他的欢迎听在台湾人耳里,感慨万千。替几内亚比索盖起这“小而旧”机场的,正是中华民国,而且还是由曾经历过两岸内战的老兵们──“荣民”工程公司所建。

荣工

荣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荣工,其前身为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荣民工程事业管理处”,源于1950年代为辅导随国民政府来台的退伍军人就业而成立。为达到此一目标,其辅导条例曾规定荣工处可优先议价政府重大工程,同时也以“援外”为名,在海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程公司竞逐第三世界工程基础建设标案。

1991年,几内亚比索仍是台湾邦交国,按照“中”几两国所签订之贷款合约与备忘录,台湾荣工处接受外交部委托,与几比政府签订承揽合约,建造国民住宅、国会大厦、航站大厦与机场公路四项工程。

这是几内亚比索当年少见的大型建案,施工前线困难重重。根据荣工处当年记录指出,当年几比基础工业落后、物资缺乏,铁钉螺丝等基本物资必须从国外进口,空心砖也要自行设厂制作。

荣工在几内亚比索施工之外,也教导当地工人生产石材、混凝土砖块,他们的施工口号是:“既送鱼、也教他们钓鱼”。在记录中,甚至记载到“荣工处所派遣之施工人员,曾于赖比瑞亚经历战乱,施工期间也遭受暴徒抢劫导致多位人员受伤,但仍无法阻止荣民员工完成工程之决心。”字里行间洋溢信心与乐观,一派大国风范,与中国如今热映电影《战狼2》中描述的情形如出一辙。

不过,很快地,随着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CMEC)即将承包几内亚比索的新机场扩建工程,中华民国在西非的痕迹渐渐烟消云散。

如今,台湾人对西非邦交国的认知,除了近年来的“伊波拉病毒肆虐”,或许就是骤然断交(且名字太长不好记)的圣多美普林西比。有年纪稍长一点的人,仍记得塞内加尔足球员到台湾交流、却被记者偷拍到夜间召妓的新闻。西非大地的其余部份,在台湾的视野中,已逐渐模糊。

一位非洲裔的捕鱼工人在中国投资的渔船上工作。
一位非洲裔的捕鱼工人在中国投资的渔船上工作。

后记:"你们刚走的那几年,才叫好吃"

好吃?你们台湾农技团留下来的!当初断交时撤得匆忙,留下两块韭菜田,我交给当地人帮我管。

“东京酒家”老板颜俊

这份“模糊”也如实地反映在东京酒家的餐桌上。台湾曾经的强项“鲔鱼生鱼片”,如今也被中国水产公司步步进逼。“中水最近在这一带抓了一批蓝鳍金枪鱼,做生鱼片,好吃。”一位小型渔企干部如是说。他手机照片上的鲔鱼生鱼片油花均匀、肉色鲜亮,看来确实美味。

颜俊倒是不甚在意。对他来说,无论外交上定义的什么中国,总归是人人都想吃炒饭、宫保鸡丁、清蒸鱼、糖醋里肌。在距离亚洲十万八千里远的塞内加尔,中国餐桌就是华人心中的天堂。只要能站稳脚步,是盘稳赚不赔的生意。

颜俊已经打算整修餐馆,不再进货,他坚持“今天的鸡肉不够新鲜,我出盘螃蟹给你们,反正是船员送我的,不用钱。”过了几分钟,四五只螃蟹慷慨上桌,蒸得烫手,颜俊贴心准备了一小碟乌醋,让我们沾着吃。

螃蟹肉有点消瘦,想下班的非洲厨师炒菜有些没心没意,火候不够,就吃这顿晚餐而言,我们确实是没赶上最好的时候。最令人惊艳的一道菜却是煎饺,韭菜清甜、馅料鲜美,我们几个亚洲旅客快乐地一口咬下,肉汁满溢。

“好吃?你们台湾农技团留下来的!当初断交时撤得匆忙,留下两块韭菜田,我交给当地人帮我管。”颜俊笑着说,“好吃就多吃几个吧!其实交给非洲人,还是一年一年种难吃了,你们台湾刚走的那几年,才真叫好吃!”

时光洗去韭菜的台味,也将淘汰台湾曾援建非洲的痕迹,换上中国给的新衣。

(注:颜俊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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