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都流到哪去了？”
“它们被清理干净了吗？”
“怎么清理的？”
这些问题是塔维拉（Donovan Tavera）青春期时最在意的事。12岁的一个周六下午，塔维拉家附近发生一起车祸，他看到死者躺在墨西哥玉米卷饼摊旁，血汩汩流进排水沟。自此，这些问题就不断在塔维拉心中盘旋。
他试着向父母追问，直到父亲终于不耐烦朝他大吼，他也还是没得到满意的答案。车祸隔天，卷饼小贩用肥皂水清洗血渍，到中午便恢复正常营业。人们就站在尸体曾经躺着的位置大啖玉米卷饼，没有任何仪式，这事好像就此隐形一般，塔维拉觉得很难过。
“我决定，就算没有任何人在意这些事，我也要来关注它。”
他把整个青春期耗在图书馆与自家车库中自学死亡的过程、尸体的变化及法医使用的药物等。17岁时，当他用自己研发的配方消融了自己制造的假血时，他知道，他有当犯罪现场清洁员的潜力。
当时在墨西哥，几乎没人听过这项职业；事实上，即便43岁的塔维拉如今已成为首位获得政府认证的犯罪现场清洁员，真正重视这件事情的人也不多。
自学研发370种犯罪现场清理配方
在塔维拉由杂物间改装的实验室里，他为清除谋杀、自杀、火灾及弃尸等不同现场的痕迹，发明了高达370种化学配方，并不断改良。塔维拉解释，其他的清洁公司或家庭清洁工只用漂白剂和水清理现场，客户也相信这样就够干净。但在塔维拉看来，这是欺骗。因为即使污渍与气味消失，假使没有使用其他化学洗剂加以处理，现场仍可能有结核病、艾滋病、肝炎等疾病的传染风险。
我到现场前会先问发生了什么、尸体在哪。我也需要问死者是否生病、有没有感染的可能，这样我才能事先规划。
为此，他要先了解事件发生的具体信息，为不同状况做准备。例如心脏被刺者的血液有时会融合心包液（pericardial fluid），需要特定的清洗配方；枪击现场则可能因子弹穿过身体组织而让飞溅的血液滋生各种细菌；而弃尸或用领带自杀者，或许会分泌出酸、其他体液或是排出粪便，那又是不同状况。
每次穿上防护衣开始清理，一连串的工作会让塔维拉没时间分心。首先，他擦掉干燥残留物，然后添加配方杀死细菌，若已有动植物或真菌形成，他会溶解这些物质，再消毒现场的垃圾和污染物。最后他动手清洗现场，直到房间看起来像新的一般。
刷洗心理负担：我来、我工作、我消失
但塔维拉很快便认知到他清理的并不只是案发现场，还有事件相关人士的心理负担。死者家属总是非常悲伤且脆弱。为此，塔维拉读了很多社会学和心理分析的书籍，确保自己能在这短暂而幽微的互动中，以正确方式对待他们。塔维拉在这方面很用心，他的不少工作常是经由客户的良好口碑得来。
也正因塔维拉是犯罪现场的最后参与者，死者家属常将他当做心理咨询师。塔维拉表示，一开始会受客户情绪影响，但如今已经懂得礼貌倾听，继续工作。
“我来现场、我工作、我离开”，他这么描述。
而在工作完成后，塔维拉能清楚感受到家属的心情似乎也解脱了。他形容称，特定事件会在空气中留下情感的痕迹，他称之为“创伤原子”（atoms of trauma）。例如某次墨西哥中产阶级社区 Colonia del Valle 发生杀人事件后，他可以感受到空中有蒸气、有受害者的无力与恐惧以及加害者的愤怒，还有所有相关人的痛苦。在他来到现场前，人们都必须煎熬地与这个场景共存。
我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我工作的地方看起来像是没发生过悲剧一样。
当现场清理完毕后，这些都消失了。塔维拉说，警察将完成调查工作并重新开放案发地点称为“解放现场”（liberating the scene）。而在他眼中，每当客户在他清洁完毕后来到现场呼吸空气，无须再重温当时的创伤而承受情绪冲击；每当他们紧皱的眉头放松，或忍不住哭出来时，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心情的转变。虽然悲伤尚存，但至少负担已稍稍解除。这让他觉得到那一刻，现场才真正解放，悲剧似乎渐渐成为遥远的记忆。
面对如此沉重、混乱的场面，塔维拉说他将清洁视为一场仪式，让他得以处理混乱。他在工作时总是戴上耳机播放华格纳（Wilhelm Wagner）的歌剧“崔斯坦和依索德”（Tristan and Isolde by Wagner）与重金属音乐。一来是音乐得以让他全神贯注，二来是当他穿上工作服并戴上换气扇时，能够从这份工作中感受到某种英勇的召唤。
塔维拉也遭遇过冲击，他回忆处理过最惨的案子，光凭现场的血迹便能想像死者临死挣扎的面貌。这种时候，他会开车到墨西哥城的独立天使纪念碑，寻求内心平静。他也喜欢在空无一人的夜晚兜风，进入一种静谧的状态，仿佛周围的一切都消融了。
开车回家的路上，塔维拉喜欢听播放墨西哥老歌的老式调频（AM）电台，因为那里不会有新闻，他可以假装处在一个更单纯的时代、一个更单纯的国家里。
虽然走出车外，现实的危险总是紧追不放。
混乱的墨西哥社会、经济困难
在墨西哥，鉴识科学正蓬勃发展，每年有数百名学生在著名大学及私人机构攻读相关课程，但这远远跟不上暴力横行的速度。
根据墨西哥国家公共安全系统（SESNSP）统计，2016年上半年，墨西哥每天有57人死于暴力，比去年同期统计增加了15％。而墨西哥国家统计、地理及资讯局（INEGI）则指，向当局通报的所有犯罪案件中只有1％获得解决。
谈起自己的国家，塔维拉感叹，在他当犯罪现场清洁员的16年生涯里，他看见墨西哥城乃至整个国家变得愈来愈冷漠。他清理的尸体有时死后被遗忘在住所中长达几星期、甚至几个月，才被人发现；邻居说，只有尸臭开始通过墙壁传到他们家里时，才意识到死者的存在。
塔维拉指出，相较以前，他得清理更多自杀现场，而其中有更多悲剧肇因于经济问题。墨西哥政府调查指，几乎半数墨西哥人都生活在某种程度的贫困中，而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则将该国的个人债务排名列于全球第14位。墨西哥政府将国家石油公司私有化并未带来预期的经济刺激，货币也在持续贬值。
我告诉你，工作本身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没有工作。······有些人工作是为生活，有些人生活是为工作，对我而言，两者皆是。
也因此，尽管墨西哥最暴力的城市阿卡波可（Acapulco）的太平间冰柜内已经挤满比可容纳量多出1倍的尸体数量，塔维拉同样因为国家整体的恶劣经济，而面对财务问题。他说，2015年的圣诞节后，银行账户上就已经没有任何存款，接不到任何案子，到2016年这种情形又持续更久，让他感受到无比的压力。
对工作的执着及热情使他在空闲时反而更觉得无力。在没有工作的那些月份，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活在当下，就像工作时一样。但即便听着喜欢的音乐，做着教自卫课的兼职，他也只有与妻子和女儿一起时才会感觉好些。
这也与塔维拉的坚持有关：他不接没有司法部门正式批准的案子，只有当局发出许可文件后，他才进入现场工作。塔维拉说，好几次有人以高价请他“善后”，他表明原则后，对方立马挂上电话。
坚信这是一项专业
让塔维拉的，或许还有这个国家无法给他这份工作同等的重视。当塔维拉把名片放在警察局，向人解释他的工作内容时，官员们总是戏谑地看着他，像是他在做些不重要的事。而假如后来警察打电话给他，他还必须打折扣。在墨西哥，他收费最高的服务，如处理多重谋杀或是长时间分解，大约400美元，扣除配方材料费、交通费及助手人事费，利润并不高；但在美国，价码可以拉到2000美元。
监督墨西哥法医科学的组织 Mexico City Court Service 主席 Edgar Elias Azar 认为塔维拉做着重要的工作。他表示，假如人们认识到塔维拉的工作在预防卫生风险上的价值，法医清洁会被更加重视。但他遗憾地表示，目前塔维拉是他们唯一的人才。
“但是我明白我的角色，我必须成为追随者的榜样，很快，人们就会相信我们的价值。”塔维拉认为，正因为他是这领域的先锋，所以必须成为最好的那个，为此他需要做出许多个人牺牲。
他表示，即便腐败与有罪不罚使得暴力在墨西哥继续猖獗，但照顾死者、照顾被遗忘者，仍是很重要的一个使命。
“我愿意改变整个国家，但清洁是在我能掌控下，能带给这世界一小部分的唯一贡献了。”他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