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有一日，照片能够停止战争。」「我想我有你所说的那张照片。」当时黄功吾（Nick Ut）与同在美联社共事的哥哥说。
那张照片就是人所共知，名为《战火中的女孩》（Napalm Girl）的越战照片。
照片标题写道：「1972年6月8日，一架南越军战机空袭怀疑敌方越共军的匿藏地，误投汽油弹至南越军队及民居。南越军队从后紧随一批受惊逃跑的儿童，包括九岁的潘金淑。受惊的女童一边逃离，一边脱下着火的衣服。」那女孩的手、脚、身体各处都烧伤了，当时黄功吾认为女孩命不久矣，在拍下这张照片以后，就把女孩带到医院去。
这张照片后来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一时轰动全国。不久，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宣布退军，有不少人认为黄功吾的影像，结束了这场战争。黄功吾也凭这张照片在1973年赢得普立兹奖。
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压抑共产主义全球扩张，派军南越协助对抗越共军。在这场战争中，传媒左右了大众对战争的认知。越战初期Eddie Adams拍摄那张南越军官在西贡街道枪杀越共的照片，向美国那种大义澟然泼了一盘现实的冰水。电视新闻直播将一幕幕战争骇人的画面传送到每家每户的客厅，战争突然变得贴身具体，一时美国人对越战新闻的关注到达了沸点。电视、摄影中摄下战事死伤，无辜平民的惨况，让美国人对这场「客厅里的战争」愈变反感。直至越战后期，黄功吾的越战女孩，再这种情绪推向高峰。是美国社会当时对媒体的狂热，给予影像特殊的重量，与其说黄功吾的照片改变历史，不如说时势也选择了黄功吾。
摄影的确有种特殊的重量，至少在当时它比电视直播更能牵动情绪，或许，这力量是来自时间静止的无法逃避。相对一秒廿四格的眨眼而过，摄影似乎强逼观众吸收历史凝固某一刻的所有细节，一个赤祼狂奔的女孩、左边嚎哭的男孩、后面被浓烟覆盖的地平线，在你注视的同时他们又幽幽回望你，低声道出现实的沉重。引用Susan Sontag更浪漫的讲法：「能够永远保存死亡发生那一刻，只有相机才可以做到。」
战地摄影要震撼我们的视觉，以死亡去触动我们的神经，激发观看者的人性，然而过多的血腥只是换来人的麻目。很早之前Sontag就说过影像不一定激起同情，也可以埋没良知：「影像让人震惊，影像叫人麻目」。当ISIS上载斩首片段，路透社用instagram story报导摩苏尔反抗军与IS的对战，叙利亚男孩Omran Daqneesh在送上救护车的片段在社交媒体疯传，还有什么能够撼动人？
对于这一点，当代摄影师各自以不同的手法重新演译战争与摄影。战地摄影师Michael Christopher Brown摄影集《Libyan Sugar》表面环绕利比亚内战，更贴切点应该说是一位战地摄影师的自述。由内战伤者在急救床上留下的血印，到自己被击中受偒的自拍，以及母亲写的短讯，编织出一个战地摄影师紧凑又荒旦的「日常」。如果说那些死亡的影像，只是重覆旧有战地摄影传统追求的震撼，那么Brown把自身都拍摄在内，就透过打破新闻摄影追求「客观」的金科玉律，去平衡这种旧有理解战争的幼稚框架。交互观看两组影像，似乎比一般由旁观者角度出发的新闻摄影更能描写战争真实的一面。报导战争的同时，他又毫无保留揭示自己当初对战争的猎奇与天真，填补了传统战地摄影欠奉的自我批判。
另一边厢，Richard Mosse几年前的一辑《Infra》，以16mm红外线底片拍摄刚果内战。连年内战战线不断变动，刚果人渐渐变成漂泊的部族，大屠杀、大规模强奸时有发生，但当Mosse得知消息时，所有也已经消声匿迹，根本没有东西可拍摄，只剩下刚果长年茂密的森林。在Mosse的作品中，一大片森林染成了红色，但没有狰狞没有鲜血。他拍摄的军人谧静平和，脸容在红色的背景下更为突出，似是故意要制造出平静的画面。虽然拍摄的题材是战争，但这里Mosse想强调的并非战争的残酷，而是对纪实摄影的批判，提出对真相、对客观甚至对纪录本身的疑问。事实是，他也质问自身作为摄影师在战争当中的角色，他曾说：「我对摄影感到矛盾⋯⋯拍摄尤如一种捕猎，我逃不出摄影，但无论怎样看，纪实摄影本身就是一种由他者观看世界的传统。」
无论如何，战争与摄影似乎走不出一种固有的致命矛盾。不想制造过剩令人麻目「震撼」影像，就难免以个人、艺术或形以上（meta）的角度出发， 却又衍生出正当性和客观性的质疑。拍摄战争的目的又是什么？在这个年代，我们不能再以直接天真的眼光观看战地摄影。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上至少曾经有一张照片停止了一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