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庙街，龙蛇混杂。
入黑后，一个穿着黑色唐装的恶霸走来，不哼一声，向在这里摆档的摊贩伸出手来。摊贩低着头，从袋里拿出五毫，面上不情愿，但同样一声不吭，把钱交到恶霸手上。恶霸逐个档口要钱，直到唐装衫四个口袋满了，他脸上露出笑容，然后扬长而去。
一个小孩站在幽暗的街角，目睹这一切。即使60年过去了，他依然能将当日场景，绘形绘声地对记者描述。
如今，这个小孩成了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参选人。在政纲上，他这样表述自己的抱负 ：“为香港建立一个有公义、有人情味的社会。”
他是71岁的退休法官胡国兴。
在不夜城看到了不公义
胡国兴2016年10月27日宣布参选特首，意外打响这场选战的头砲。“胡官”参选时快人快语，直斥现届政府不是，全城瞩目，但因知名度不足，在往后两个月，风头被两名辞职参选的前司长曾俊华和林郑月娥盖过。不过，坊间仍然相信，“胡官”有机会争取150张提名“入闸”。
童年时的胡国兴，家住佐敦，生活优渥，家里有留宿工人，又有乒乓球桌耍乐。他在十兄弟姐妹中排第四。建筑商父亲总宠着子女，给了很大自由，容许他们随处逛。住家附近的“不夜城”庙街，就成为了胡国兴儿时浪荡的好去处。
我在想，我每天只有两毫用，但庙街每户就要给他五毫，大档随时一块。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公义，但很简单，我觉得他们不开心。
那时候，一碗“细蓉”（云吞面）才不过三毫，“斗零”（五分）已买到一把南乳花生。胡国兴一个小孩，天天却拿到两毫子的零用钱，他就拿来买小食吃、养“和味龙”玩。
因此胡国兴知道，摊贩交给恶霸的五毫，是“大钱”。
战后的香港，社会法治意识薄弱，黑社会，甚至警察收“保护费”的情景屡见不鲜。庙街里更是每天上演。
一件事妥不妥当，年仅10岁的他衡量的标准很单纯，没有大道理，靠的只是摊贩们脸上的神情：“我在想，我每天只有两毫用，但庙街每户就要给他五毫，大档随时一块。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公义，但很简单，我觉得他们不开心。”
他自言当时还没有“公义”这个念头，更没有想过当律师可以改变社会弊病；让他走上法律这条路的，反倒是一套舶来电影。
看到这幕，我印象很深，慢慢觉得做律师很威风，种下喜欢法律的根。
中三那年，胡国兴看了由比利怀特（Billy Wilder）执导的电影《雄才伟略》（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自此对律师这职业倾心。
故事讲述青年Leonard被控谋杀，他的妻子Christie知道后，当上控方证人，故意给假口供让Leonard脱罪。岂料当庭释放后，Christie发现Leonard原来早有外遇，怒不可遏，在法庭里用刀刺死了他。电影尾声，Christie要上庭，孤立无援，一直帮Leonard辩护、由查理斯罗顿（Charles Laughton）饰演的胖子大律师Wilfred知道后，立刻挺身而出，不收分文地为她辩护。
“看到这幕，我印象很深，慢慢觉得做律师很威风，种下喜欢法律的根。”胡国兴说 。
預科毕业后，他决意成为另一个查理斯罗顿，负笈英国，修读香港当时还未有的大律师课程。
嬉皮士年代，学懂大律师真义
1965年，胡国兴到了英国伯明翰大学修读法律。那年头，越战打得正酣，共产、资本阵营争持不下，生灵涂炭，掀起西方世界的反战浪潮。嬉皮士运动因而兴起，年轻人反政府、反传统，对世俗眼光嗤之以鼻，忠于自己。
可能我是读法律吧，比较conservative（保守），多数这些示威、游行、涂鸦都不会参加，去看看就有。
自己也曾被嬉皮士风气感染，试过反叛吗？
胡国兴立刻摆手，连番说没有：“可能我是读法律吧，比较conservative（保守），多数这些示威、游行、涂鸦都不会参加，去看看就有。”现在头顶亮得发光的他尴尬地讲，自己在英国最“嬉皮士”的，可能是自己往日那把“长长哋”的头发。
6、70年代的法律界流行一句话 —— “律师最懂赚钱，大律师最懂食餐（dining）。”英国的四个律师学院均有惯例，学生每个学期要到所属学院聚餐，至少三次。
学士毕业后，胡国兴转往伦敦大学念法学硕士，就读“葛雷士法律学院”（Gray's Inn）。胡国兴说，里头看似是个吃喝玩乐的地方，其实不然。宴会厅内高手云集，有资历较深的学生，有剑桥、牛津的尖子，也有资历丰厚的大律师。“食餐”的过程中，大家互相“challenge”（挑战），“投诉”谁违反了什么餐桌礼仪，“控辩”双方继而争论，倘若“罪成”，就要罚请饮一樽酒。
谈天说地，学到了大律师最重要的职业道德：永不向客人收钱。
“实情就是‘磨利刀’，磨练自己口才，因为大状‘靠把嘴揾食’，是‘好好返’（好好玩）的事。”胡国兴说时，自己也不自觉雀跃起来。
觥筹交错间，胡国兴练成的，不止口才、三杯的酒量，还有大律师的真义：“谈天说地，学到了大律师最重要的职业道德：永不向客人收钱。客人给钱律师，律师给钱大律师，可是大律师永不主动向客人拿钱。”
警察捉人，律师放人？
五年后，胡国兴学成归来，当了名流夏佳理大律师学徒半年后，在1970年取得执业资格。律师梦圆了，但香港当时离公义、法治社会，还有漫漫长路。
70年代初，这座小城和胡国兴儿时在庙街看到的相差无几。贪污依旧猖獗，消防员“有水放水，无水散水”；警察内部，由探长到警员，侵渔群众的事件不绝于耳。“我回来时，大家依然很害怕警察，”胡国兴说，当时不少警察、执法部门根本不明白何谓“奉公守法”，对众人平等的法律精神更是一头雾水。
他忆起刚做大律师时的一段往事：70年代初的一天，天星小轮上，他遇到了他妈妈一个当“杂差”（便衣警察）的朋友。警察见到胡国兴后，劈头就问：“你现在做大状吗？”
胡国兴点头说“是”。
那便衣警察听到后，脸色一沉，语带不满地讲：“你们这行最麻烦，我们辛辛苦苦捉贼，你们就帮手放了他们。”
直到廉政公署成立后，大家喊‘捉葛柏’，社会也就渐渐好起来了。
话刚好到此，访问房间里的人都忍俊不禁，笑说对白似曾相识 —— 皆因前年立法会里，葛珮帆议员才说出类似的话。不消一秒，“胡官”也明白笑声个中的意味，旋即回应道：“如今她说放人的是法官，那个‘杂差’说的是律师。”
他接著补充，那个年代的警察没有公平、疑犯有权在法庭抗辩的意识。“之后我沉默不语，静静坐完整程船，省得和他争辩。”
“但直到廉政公署成立后，大家喊‘捉葛柏’，社会也就渐渐好起来了。”1973年，警方反贪科发现总警司葛柏（Peter Godber）贪污渎职严重，葛柏知道后，立刻利用人脉潜逃出境，引爆了抑压已久的民怨。为了挽救低落的公信力，港督麦理浩决定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打击贪风。经过多年努力，廉署工作渐见成效，大众越见社会公义、法治的重要。
到了90年代，香港已发展成一座廉洁、高效的城市，昔日庙街的恶霸都不再见到踪影了。同时刻，已升格为御用大律师的胡国兴，也在1992年被委任为法官。
做人做事，永不有权用尽
铁面无私，从来得来不易。
“为了公道点，我不能再像以往般和大状朋友喝酒、谈案件。我不能这样做，我们之间只能谈法律，实情变得没有什么朋友。”胡国兴说。
但他不介意，随即道：“做法官薪酬比大律师少，但也算是回馈社会。”
我一直希望在法律和人情之间取得平衡，一个公道的平衡。
法律界有句老生常谈的话：“量刑是一门艺术，而非一门科学（sentencing is an art and not a science）。”做了24年法官、当过高等法院上诉庭副庭长的胡国兴，在量刑上也自然有一套心得。
“我一直希望在法律和人情之间取得平衡，一个公道的平衡。”“胡官”说，量刑不是一条硬绷绷的数学题，而是“感动的问题”。
他拿了自己2015年一单在上诉庭审理的案件做例子。一个70岁、来了香港20多年的的婆婆被控偷窃，那趟是她第七次犯案。法庭判刑惯例，是初犯盗窃，不用坐牢；重犯可能要坐牢；但第三次就肯定要入狱。
“那我就想，她现在死定了，要坐牢，但她不是穷，只是忍不住才偷东西，可能要看心理医生。最后我选择给她多一次机会。”胡国兴用他一贯浑厚的声线说，一次机会或者能感动到她，令她不再偷东西，“这其实是take chances，博一博，但你肯不肯博？”
即使他们犯了罪，我们都应该当他是人，赋予同情。如果你将他们赶到绝望去，判他们22年、24年，无论如何，他们有种怨气。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一些希望。
他认为自己身为法官，有权力判一个人坐牢，但他严肃地叮嘱道，有权千万不要用尽：“权力使人腐化，看看政府，有权就为所欲为。判一个人坐牢不难，像卖白粉那些，我判20年，其实我说一句，判22年都行；不过我通常判最轻的，减一些就一些，给他们少少机会，老实说20年都已经很惨吧。”
“即使他们犯了罪，我们都应该当他是人，赋予同情。如果你将他们赶到绝望去，判他们22年、24年，无论如何，他们有种怨气。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一些希望。”
“现在社会最缺这些希望？”
“正是。”胡国兴说。
胡国兴将于2月9日晚上9时至9时45分，接受端传媒Facebook直播访问。网民如有提问，可在端传媒Facebook留言，与“胡官”直接交流互动！
其他三位热门参选人中，叶刘淑仪将于2月13日晚上9时接受直播访问；曾俊华已落实出席，时间待定；林郑月娥仍在考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