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恐袭前，谁会想到莫伦比克？这里不过就是布鲁塞尔一个贫穷的社区罢了。结果现在竟成了‘旅游景点’，人们甚至都会包车来莫伦比克的边缘绕一圈。”走在分隔莫伦比克区与市中心的运河边上，Nordine苦笑地说道。
去年巴黎连环恐怖袭击后，由于幕后主使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巴乌德（Abdelhamid Abaaoud）、袭击者Ibrahim Abdeslam都曾生活在这个区域，莫伦比克一下子被推到风口浪尖，被媒体称作“欧洲圣战主义者的温床”。
现年42岁的电脑工程师Nordine出生在当地一个并不富裕的穆斯林家庭，父母上世纪60年代因移民优惠政策从摩洛哥来到比利时。在Nordine的眼里，成长于莫伦比克这样一个移民众多的地方“并不容易”，成绩优异的学生甚至被当成“异类”。
“只有爸爸在工地劳动, 一份微薄薪水要养家中七个小孩，生活并不富裕。但我母亲不断鼓励我不论如何都不要放弃念书，所以我一直都是成绩优异的学生。不过在这样的社区，任何优异的表现都会成为被欺负和排挤的原因。”
素有欧洲中心之称的比利时，是欧洲接受移民最早、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位于布鲁塞尔西北部莫伦比克区（Molenbeek）更是比利时移民图景的缩影。
像Nordine这样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二代移民，成年后大多都会离开莫伦比克；而大批没有接受足够教育也没有更好发展机会的失业青年，便只能选择继续留下，终日无所事事。
目前，莫伦比克区大约有10万居民，40%为穆斯林民众，人口以早年来此的摩洛哥、土耳其后裔为主，失业率与犯罪率居高不下。
难以融入，还是难以接纳？
即便在莫伦比克周边，现年35岁的服饰销售员Sofiane，仍然能感受到隐藏在生活细节里如暗流般的“差异感”。她在比利时出生成长，父亲来自摩洛哥，母亲则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什叶派穆斯林。
他举例有一次和朋友们在酒吧里观看足球赛，当比利时队错失进球机会时，拥有深色肤色的朋友叫了一声表达惋惜。
旁桌的欧洲白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怎么会在意呢？你甚至不是比利时人！”
Sofiane坦承，“这种感受甚至不能够与‘歧视’画上等号，更像不时地会在生活里发生的琐碎大小事。”
直到今天， Sofiane仍会不定时地随父母在假期回摩洛哥或阿尔及利亚探访家人。当提起非洲的家人是如何看待在欧洲出生长大的他时，Sofiane叹息道，“在欧洲，别人看我是摩洛哥人；在非洲，他们看我是欧洲人。”
来自巴尔干半岛波士尼亚的Arslana有著极为相似的感悟。和一般大众印象中的穆斯林女性不同，Arslana染著酒红色的长发，穿著颜色鲜艳，除了上清真寺及日常祷告，平常也不戴头巾。因为Arslana的妈妈有著欧洲白人的金发碧眼，爸爸则是南欧褐发深色眼睛的长相，Arslana的样貌与典型的欧洲白人极为接近。
“我以前的同学很少‘外国人’，班上就只有我一个。即使我有白人的长相，但从名字还是可以看出不同，所以小学的时候常常被同学和老师差别待遇。我被欺负甚至不是因为我是穆斯林，只因为我不是当地人。”Arslana说道。
恐怖袭击频发，无法找到良方的部分欧洲人渐渐开始将矛头指向这些穆斯林移民们。“都是穆斯林惹的祸”、“移民们不愿融入社会”等论调甚嚣尘上，不少穆斯林移民都对自己突然被莫名贴上恐怖份子的标签而叫屈。
在Sofiane看来，欧洲人只不过想尽快找到替罪羔羊。“比起对于极端份子的愤怒，我更多的是对这个社会感到失望。在这种时刻指责彼此，争论谁对谁错，没有任何帮助。这种行为和当年指著‘德国纳粹’的鼻子说‘你们所有人都是坏蛋’没有区别。”
由来已久的冲突
事实上，此次恐怖袭击所引发的问题并非是欧洲与穆斯林移民之间的首次冲突。欧洲本土居民早已因为穆斯林抢占大量就业机会，而与他们“关系紧张”。
穆斯林在西欧国家的移民，多是为补足二战后青年劳动力损失而引入。由于法国是主要的穆斯林殖民母国，比利时则以法语为官方语言又与法国相邻，两国皆曾纳入大量穆斯林移民。
以比利时为例，穆斯林在比利时的移民史始于1950年代。因著需要矿业开采的人力，比利时和当时面临严重失业问题的义大利、土耳其及摩洛哥签订移民优惠政策以换取足够的劳动力。后期，比利时政府再次放宽移民政策，让工人的家人们得以长期居留。1990年后，比利时政府还允许当地出生的移民子女可以申请成为比利时公民。
法国最大规模的穆斯林移民潮也发生在二战结束后。二十世纪50至70年代间因战后重建，法国取消从阿尔及利亚进入法国的各种限制，过境后可随时移民法国且享有与法国公民同等的待遇。同时，法国也从突尼西亚、摩洛哥等国招募大批劳工，其中仍以阿尔及利亚人最多。60年代，法国已有许多阿尔及利亚裔二代。1975年，阿尔及利亚的移民法国的人数已达71万人。
Nordine告诉端传媒，从父母刚来比利时一直到他上高中期间，莫伦比克都有许多摩洛哥移民，虽不富裕但整体仍是稳定。80年代失业潮发生后，越来越多当地人认为穆斯林移民抢占了就业机会，加速了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法国在70年代末石油危机爆发后，失业率不断增高，出现了与比利时相似的社会困境。
新难民
民间对现有穆斯林移民仇恨情绪渐涨，与此同时，欧洲各国政府在是否应接纳更多新难民的问题上，争论不断，难达共识。人道与反恐之间，欧洲抉择艰难。
今年三月，欧盟与土耳其达成一份新的协议：“自起所有抵达希腊的难民皆须被遣返回土耳其，而欧盟将以更多的金援协助土耳其安置难民。”
Nordine表示，他不认为这份协议对实际情况会有真正的帮助。“这些难民不会因此止步于土耳其。他们现在正转移路线前往埃及，并采取更危险更远的方式跨越整个地中海，借此抵达欧洲。如果将来有更多的难民因此而丧生，那么便会有更多人指责欧洲，制造更多的纷争和隔阂。”
而在曾经历过波士尼亚战争的Arslana的眼里，欧洲人不能一直处在恐惧与不信任中。“波士尼亚战争打了三年多，我住在赛拉耶佛。当时的我只要一出门就很有可能会被躲在山上的士兵射杀，但总不可能永远不出门。在欧洲，即使‘可能’会被人捅，‘可能’哪里又放了炸弹，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生活。”
“我的穆斯林朋友读过伊斯兰国在网上散发的圣战宣传资料，他发现这些人总是不断地将自己‘受害者化’，将全世界塑造成欺负自己的敌人。”Arslana告诉端传媒。
我曾问起Nordine，在莫伦比克是不是真的有“极端穆斯林份子”在特定清真寺中传讲并招募新血的讯息时。他告诉我说：“是的，且至少三十年前就已经存在，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
我接著问他说，既然政府知道，为什么不能“大力铲除”呢？他的回应是，“我们不能以‘反恐’为由，任意侵犯公民的自由权利。但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必须了解它同时承受的风险，必须适时地做出选择。”
对于反恐，从警察跨国的协调合作、各国情报信息的共享到相应的移民政策，欧洲各国未来的每一个选择都显得至关重要。所有政策也都将会对居住在欧洲的移民与难民产生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