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15年10月，欧盟向台湾警告，言明若不改善各种“非法、未报告或不规范”的渔业行为，将禁止台湾水产品销入欧盟，凸显出台湾远洋渔业来到转型路口。在此同时，中国在雄厚资本、强大内需和国家政策拉动下，加入渔业争霸战局，并在太平洋两岸造成一连串争端。而在于两岸远洋渔业，则是中国与台湾“近海无鱼”的窘况。
“我们会吃光海洋吗？”端传媒整合两岸采访团队，历经数月筹备，推出这则专题系列报导。同时于观点频道安排三篇评论，分别讨论：海洋资源管理的难处与必须、新科技改革渔业的可能，以及中国渔业扩张对国际体系的冲击。
全球渔业同样面临过度捕捞、IUU渔业（illegal, unregulated and unreported fishing，即非法、未规范、未通报的渔业）、废弃渔具造成幽灵捕捞，以及鱼货诈欺等问题。除了以立法让法规更加完备外，是否能透过科技来解决以上难题，来达到渔业永续的目标呢？
在美国国务院自2014年始的“我们的海洋”倡议（Our Ocean Initiative）中，有项称为鱼客松（Fishackathon）的公私合营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计划。该计划在每年的地球日周末，由全球各大城市的合作伙伴，共同举办以渔业为主题的黑客松（hackathon）活动，试图透过科技创新，解决永续渔业面临的种种问题。
2016年四月底在全球四十三个城市举办的鱼客松中，揭示由专家与合作伙伴共同归纳出的四大方向：一、鱼种辨识和资料收集；二、遗失渔具的追踪与回收；三、利用网路取得执照和渔船数据；四、协助渔民与执法人员，方便取得特定海域适用的法规资讯。会中针对此提出九项挑战，让参与者一同脑力激荡，找出新的切入点。
这些挑战，在实务上都有相当难度。本文将聚焦讨论“鱼种辨识与资料收集”的技术进展与局限。
渔获记录的数位化
最基本的渔业管理，至少需要渔获物种、渔获量、渔获努力量等资讯。而要了解族群生长，更需量测各个鱼种个体的体长或重量。
传统的资料收集，多半来自渔民自行纪录的捕捞日志，以及海上观察员或是港口调查员。借由这些方式收集资料，需要极高的时间与人力成本，尤其对于人力和在空间均有限的小型渔船，要求渔民在紧迫的作业时间内纪录，相当不易；就算想派观察员，船上也未必有空间。
部分国家有完备的港口调查员体系。例如在日本，各都道府县有水产研究所，负责定期渔获抽样调查，进行基本生物量测。但港口调查人力毕竟有限，除未必能和渔船卸货时间配合，也不一定具有辨识物种的专业。若无法由资料了解渔业现况，更不易借此订定管理目标来改善。
随著科技演进，无纸化和自动化作业已经为潮流，远洋渔业也开始采用电子捕捞日志（e-logbook），直接以人为输入方式进行资料登录，大大减少纸本抄写时的不便。
此外，亦有完全自动化纪录的电子渔获监测系统（Electronic monitoring system）──其大多由一个控制箱、使用者操作介面、最多四个摄影机、GPS接收器，与液压和滚筒旋转传感器结合而成。当传感器接收到起网收绳的讯号，便启动摄影机纪录影像，可以同时拍摄收网及渔民在甲板上处理渔获的过程，这些影像之后会由训练有素的分析人员进行分析。
电子渔获监测系统除了收集起网的渔获资料，亦能由渔民在甲板上处理渔获的影像，了解是否有违法丢弃渔获的行为，避免资源浪费。目前在澳洲、美国及加拿大沿岸渔业，均逐渐改采电子渔获监测系统；而管理远洋渔业的区域渔业组织（如美洲热带鲔鱼委员会，与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也正研究其可行性。
物种辨识技术的进展
不过，电子渔获监测系统虽然能由传感器，自动纪录下网次数、时间，以及GPS取得的船只作业位置，取代手写纪录；不过在物种辨识部分，仍需由经分析人员从影像中鉴定，无法自动辨识物种，也无法直接由影像处理取得个体长度。
这项挑战，在2015年的鱼客松中得到一部分突破。由伦敦团队开发的行动应用程式Fish-o-Tron，成功将手机摄影机取得的鱼体影像，透过演算法转换成长度。
另外，美国非营利组织 Natural Conservancy 更于今年的鱼客松，进一步提出挑战—整合物种辨识与长度测量的行动应用程式 FishFace，希望能在渔获上岸时，用手机一拍就可以纪录资料作为资源管理用。
Natural Conservancy 先前与印尼水产公司及科技公司合作，已经开发出 Smart Weighing Scale 科技，能够追踪并纪录渔获中的每一只鱼。渔获经人工分类后，个别于尾鳍部位以条码标记，先以电子秤秤重，再由特殊的测量板扫入尾鳍条码，即可在测量体长同时上传鱼体重量、捕捞船只，以及代表捕捞地点的船只GPS纪录等资料至资料库。
这个条码将跟著鱼进入贩售市场，不仅提供资源管理所需的资料，对合作的水产公司而言，能够追踪至每一只上岸的鱼，也能更有效掌握库存量，达到从市场供需减少过度捕捞的目的。
截至2016年，尚未有团队完全达到全自动物种辨识与资料收集，但今年台北CLHY团队的作品FiCoMal，已有相当进展。FiCoMal目标是针对电子渔获监测系统纪录的影像进行辨识；在演示中，该系统已经可以从单只鱼的影像辨识物种、甚至能从一张有许多鱼的影像中估算总数。其与重量感测器结合时，还可同时纪录重量。
电子鱼票追踪鱼货身世
除了整只鱼，市面上常见的鲑鱼、扁鳕、旗鱼等，则是以处理后的切片形式，进入市场。当这些鱼货进入供应炼时，又该如何确定到消费者手上的鱼来自哪里，和标示是否相符？鱼体切片辨识的困难，带来所谓“鱼货诈欺”的现象。其最常见的形式有三种：物种替代、偷斤减两以及标示不实。
物种替代是以低价的鱼种充当高价鱼种贩卖，比如常见的鲂鱼排，其实大多是东南亚大量养殖的博氏巨鲶，而非真正的“多利鱼”──日本的鲷。这样的物种替代一般可以由抽样进行DNA检验得知。以灌水、加冰等方式偷斤减两，则需要靠经验而不易察觉。
最后，标示不实的问题则最为复杂，有时不仅物种有误，渔获来源也不清楚，这些可能是来自他国转运，或是海上交易及伪造贸易文件的渔获，透过标示作假来掩饰其非法来源。
为了确定渔获来源并收集资料，美国使用鱼票（fish ticket）在整个供应炼中进行纪录，要求所有盘商在交易时，须填写一份格式统一的报表。当渔船卸货时，必须填妥这一批渔获相关的资料，包括鱼种、重量、价格、渔具、船名等等，再由买卖双方进行签名确认无误。在供应炼中的交易都需要经过这个手续，不仅累积大量交易资料，也能确保到供应炼末端的渔获的来源无虞。
因报表填写确认的过程十分繁复，目前美国阿拉斯加也有推行电子鱼票，仅需卸货时输入一次，交易时直接在系统内进行确认，简化重复填写的过程，而受到许多当地水产品处理业者的欢迎。对于同样需要渔获资料的不同单位来说，电子鱼票集中储存，也简化彼此整理渔获资料报告的重复做工。
科技的局限
虽然科技有长足的进展，但并非是万灵丹。
以目前技术较为成熟的电子渔获监测系统而言，虽然能够大幅简化资料收集过程，但初期投资的成本较高、渔民必须自行维护系统。其次，这项监测系统初期开发时，是针对渔获标的物种较少的渔业，如高纬度地区的底拖渔业、或是一般混获其他物种较少的延绳钓渔业。对捕捞物种种类多的热带地区渔业，就不一定适用。最后，许多渔船在日出前作业，此时不易由摄影机取得清晰的影像来进行分析。这些都是推行电子渔获监测系统时，所遇到的困难点。
至于在供应练中追踪渔获的电子渔票纪录系统，美国目前仅有阿拉斯加顺利推行。同样位于西岸、但渔业操业情况略有差异的加州，渔民对于电子鱼票系统的接受度不高，认为系统操作过于复杂，所以依旧使用纸本鱼票。对照阿拉斯加与加州渔业就能看出，所有科技最终还是必须考虑使用系统的“人”，即使科技能够协助进行资料收集等管理工作，依旧需要了解使用者的需求与情境来调整。
回到台湾，去年3月农委会公告《卸鱼声明书申报管理规定》，于今年105年7月1日起，总吨位10以上之渔船进入南方澳等24处指定渔港时，亦需要填写卸鱼声明书。声明表格中包括渔获来源、渔船基本资料与作业海域、时间、卸鱼种类及数量等基本资讯；也要求提供渔获流向资讯作为追踪。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港口国措施协议》（Port State Measure Agreement），也于6月生效。其要求签署国，必须规划特定港口供外国船只卸渔货，方便管理。至于可能有参与 IUU 渔业的船只，则应接受港口国调查，或拒绝其进港。港口国措施的关键，在于签署各国是否能借此建立资料互通机制，查证是否有超额捕捞、非法转载等情形，来达到打击 IUU 渔业的目的。
无论国内外，透过进一步资料收集与互通进行管理，已经是大势所趋。各国政府以及相关产业均必须思考：该如何应用科技，降低资料搜集与互通的障碍。
（杜贞仪，国立台湾大学海洋研究所博士班，滔滔 Ocean Says 共同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