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16/07/6c00580342214bcda1f35ae5a9b7f117.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陈云、陈伯达、万里……不同时期的中共高层领导人都经由他的笔端留下传记。叶永烈,这位75岁的中国纪实文学作家自称“走名人路线”、记录中国精英阶层:“如果我自己来选择(传主),我很愿意选择朱镕基。”
1983年末,内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叶永烈的长篇小说《黑影》被列为“清污”重点,这让才三十岁出头、曾对政治避之不及的他意识到,“‘左’毒不除、中国不宁”,因而弃虚从实,从《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科普科幻和小说创作,跳进了以中国当代政治、政要为主要对象的纪实文学写作。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的2016年,叶永烈带着200万字的《四人帮兴亡》和78万字的《陈伯达传》(第四版),走进了香港书展。
《“四人帮”兴亡》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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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愿意,我马上就会去”
叶永烈的纪实文学写作已积累了1500万字,占他写作总量的一半。他说,如果是写传记,对传记主人的选择一般有三个条件,“第一,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第二,最好没人写过;第三,本人能够接受采访最好”,末了他还补一句,“他的一生能够折射一段历史。”
他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作传如此,为“中共八大元老”之一陈云作传亦是如此。他笔下的万里──另一名“中共八大元老”、前国务院副总理、前全国人大委员长的70万字长篇传记,也很快就会出版。但他最想写的朱镕基:“我提了好几次了……他没有反应。我知道他不太愿意。”“我对他的个人非常尊敬。如果他愿意、点头的话,我马上就会去。”
《陈伯达传》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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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朱镕基接替江泽民担任上海市长时,叶永烈就开始留意他了。上海市人大会议讨论朱镕基的任命,在电视上直播,有人递上去一个条子,请朱镕基讲一讲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事。 “他当场就很爽快地回答。我一听,赶紧把录音机找出来,就揿下来了。我后来查了一下,他再也没有自己直接谈过。这是朱镕基一生非常敏感的问题,”叶永烈说。 10年之后,1998年3月,朱镕基作为国务院总理的第一场记者会上,再被问到“右派”问题,他表示,不想再提那段“教育很深刻,但很不愉快的”历史。
“其实很多退下来的国家领导人,他愿意接受采访,能够口述历史,这是最好的。美国总统一下台,第一件事就是出回忆录,这个传统很好,我们国家也应该是这样” ,至于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在退休后更多选择沉默,不受访、不作书,叶永烈说“可能我们国家这个传统观念不太一样”,但也有例外,“(前总理)李鹏还是很积极的,出了一本又一本书,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这都应该赞成的,鼓励他们不要把历史带走。”
是审读,不是审查
给顶级政要写传记,重点还是资格。获当局信任如叶永烈,也曾在2001年“因为种种原因”而退出了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传记写作。叶永烈说,给政要作传,有他自己想写的,也有有关方面邀请他写的。 《陈伯达传》是他自己要写的,“得到了公安部的同意”,陈伯达本人也接受了采访,“写得很顺利”。江泽民传,就是“他们点名我去的”,“可能他们方方面面注意到我,可能我写这种传记,一个是已经熟悉了相关的背景,另外就是比较准确,比较实事求是”。
《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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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准许或授意只是第一步,最后一里路是通过审查。叶永烈曾写过:“我遭遇的最大的麻烦,就是作品的审查关。”但谈到对新版《陈伯达传》的审查时,他说:“我很感谢审查者。”
《陈伯达传》最初写的是45万字,1990年第一版只出了35万字,经过曾与陈伯达同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乔木的审定。最新的第四版,增加到78万字,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两家审查通过,叶永烈说:“这次的审查者是非常认真的。中央文革小组,我在书中打了引号,他还建议把引号去掉,说中央文革小组是当时中央认可的小组,所以建议把引号去掉,我就去掉了。他还提出有一些问题,比如跟《毛泽东年谱》上有些出入,会告诉我,《毛泽东年谱》第几版第几页上跟你这个不一样,我就去查。”
叶永烈称这种审查为“审读”:“他们都是一些党史专家,纠正一些提法,有些年代不对,或者人名、事件细节有出入。像《毛泽东与蒋介石》里头,我写的‘蒋介石略输周恩来一筹’,他就把‘略输’的‘略’字去掉了。我都按照他们意见进行修改。”
《毛泽东与蒋介石》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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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说,官方“审读”删得不多,一些书反而是出版社审的时候删得比较多,比如这个月刚刚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出版的《走近钱学森》,其中谈1958年“万斤田”问题和“人体科学”问题的“争议中的钱学森”一章,出版社建议整章去掉,叶永烈说自己“奉命拿掉,但一个字都不改就收进(自己的文集)去了。”
《走近钱学森》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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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生存法:史实准确,观点正确
能够走进中南海的红墙与元老面对面、能够获得成尺厚的四人帮专案材料、能够通过重重审查,叶永烈有自己的写作生存法:“我从事这工作时间长了,比较熟悉了,知道这样的写作要经过一个手续是怎么样。”他总结为两个“确”:史实准确、观点正确。 “我的作品基本都符合现在大陆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的书都首先在北京出版”。
比如写华国锋。 “我早就瞄准他。他退下来,每天种葡萄、养鸡。我几次跟他打招呼,写信给他,把我写的《华国锋年谱》寄给他,希望他接受采访”,可惜“他始终没有考虑。”
比如写陈云。 “我在中南海采访陈云夫人,她口齿很清楚,思路也很清楚,我很早就认识她,她知道我,跟我谈得非常深入。我问,你在家里怎么称呼他。她说,没有称呼,我只在外面会喊‘陈云同志’,在家里就不称呼。陈云比我年纪大好多,我喊他什么呢?喊陈云同志啊?陈云?都不合适,就‘来来来’…我写信给他呢,就写‘云兄’。这些细节,只有采访到才能搞清楚。”
《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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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写陈伯达。 “开始他还答应(审读终稿)。可是到后来他说,‘我年纪大了’──当时他85岁了──‘我就不看了,我相信你会写得好’。另外就是好多问题,(对)他(来说)都不大愉快的事情,所以他不愿意看。”《陈伯达传》书稿完成之后,大概2个多月,陈伯达去世,叶永烈于是补了一章“陈伯达之死”,作为全书的开篇。
比如写《四人帮兴亡》,“前前后后花了30几年时间,采访了100多位当事人,还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和有关的文献。特别是1977、78年,当时上海报给中央的关于四人帮的专案材料,这个我拿到手了,这些非常珍贵,”叶永烈双手一上一下的比划出大概一尺高,“垒起来有这么多的材料,我全部拷贝下来。”
数十年追踪政坛要人,叶永烈养成了时时录音的习惯。就连在香港书展中接受访问,他上台前也先从包里掏出小录音笔,打开,安置在座位前的茶几上,再坐下开始答问。 “我几乎所有的采访都有录音。我当年用的是磁带录音机,红灯牌,红灯一闪一闪的。我把这些磁带全部捐给了上海图书馆,他们正在转成数码。这些东西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整个历史。”
他写得快,“进入写作状态,我就是全天候的,一天大概(写)一万字吧,早上六点半我就起床了,一直到晚上11点,万里传记70万字,也就4个月完成。”他把游泳池改造成有30多个书柜的藏书室,自称“日坐书城”,在取名“沉思斋”的书房里写作,寓意“历史在这里沉思”。
近半生在追逐中国最为神秘而重要的一群人的叶永烈,还会沉思什么历史?访谈场外,讲起最近大陆出现宣称“爱国”而砸肯德基等现象,叶永烈说:“有文革的影子在里头。这种是很不应该再发生的事,现在这些人都被称为‘愤青’ ,跟当年的红卫兵有很多共同之处。清除文革,不光是防止文革卷土重来,这种思想的清理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左,或者极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