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陈伯达、万里……不同时期的中共高层领导人都经由他的笔端留下传记。叶永烈，这位75岁的中国纪实文学作家自称“走名人路线”、记录中国精英阶层：“如果我自己来选择（传主），我很愿意选择朱镕基。”
1983年末，内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叶永烈的长篇小说《黑影》被列为“清污”重点，这让才三十岁出头、曾对政治避之不及的他意识到，“‘左’毒不除、中国不宁”，因而弃虚从实，从《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科普科幻和小说创作，跳进了以中国当代政治、政要为主要对象的纪实文学写作。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的2016年，叶永烈带着200万字的《四人帮兴亡》和78万字的《陈伯达传》（第四版），走进了香港书展。
《“四人帮”兴亡》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7月
“朱镕基愿意，我马上就会去”
叶永烈的纪实文学写作已积累了1500万字，占他写作总量的一半。他说，如果是写传记，对传记主人的选择一般有三个条件，“第一，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第二，最好没人写过；第三，本人能够接受采访最好”，末了他还补一句，“他的一生能够折射一段历史。”
他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作传如此，为“中共八大元老”之一陈云作传亦是如此。他笔下的万里──另一名“中共八大元老”、前国务院副总理、前全国人大委员长的70万字长篇传记，也很快就会出版。但他最想写的朱镕基：“我提了好几次了……他没有反应。我知道他不太愿意。”“我对他的个人非常尊敬。如果他愿意、点头的话，我马上就会去。”
《陈伯达传》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7月
80年代末，朱镕基接替江泽民担任上海市长时，叶永烈就开始留意他了。上海市人大会议讨论朱镕基的任命，在电视上直播，有人递上去一个条子，请朱镕基讲一讲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事。 “他当场就很爽快地回答。我一听，赶紧把录音机找出来，就揿下来了。我后来查了一下，他再也没有自己直接谈过。这是朱镕基一生非常敏感的问题，”叶永烈说。 10年之后，1998年3月，朱镕基作为国务院总理的第一场记者会上，再被问到“右派”问题，他表示，不想再提那段“教育很深刻，但很不愉快的”历史。
“其实很多退下来的国家领导人，他愿意接受采访，能够口述历史，这是最好的。美国总统一下台，第一件事就是出回忆录，这个传统很好，我们国家也应该是这样” ，至于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在退休后更多选择沉默，不受访、不作书，叶永烈说“可能我们国家这个传统观念不太一样”，但也有例外，“（前总理）李鹏还是很积极的，出了一本又一本书，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这都应该赞成的，鼓励他们不要把历史带走。”
是审读，不是审查
给顶级政要写传记，重点还是资格。获当局信任如叶永烈，也曾在2001年“因为种种原因”而退出了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传记写作。叶永烈说，给政要作传，有他自己想写的，也有有关方面邀请他写的。 《陈伯达传》是他自己要写的，“得到了公安部的同意”，陈伯达本人也接受了采访，“写得很顺利”。江泽民传，就是“他们点名我去的”，“可能他们方方面面注意到我，可能我写这种传记，一个是已经熟悉了相关的背景，另外就是比较准确，比较实事求是”。
《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8月
获得准许或授意只是第一步，最后一里路是通过审查。叶永烈曾写过：“我遭遇的最大的麻烦，就是作品的审查关。”但谈到对新版《陈伯达传》的审查时，他说：“我很感谢审查者。”
《陈伯达传》最初写的是45万字，1990年第一版只出了35万字，经过曾与陈伯达同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乔木的审定。最新的第四版，增加到78万字，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两家审查通过，叶永烈说：“这次的审查者是非常认真的。中央文革小组，我在书中打了引号，他还建议把引号去掉，说中央文革小组是当时中央认可的小组，所以建议把引号去掉，我就去掉了。他还提出有一些问题，比如跟《毛泽东年谱》上有些出入，会告诉我，《毛泽东年谱》第几版第几页上跟你这个不一样，我就去查。”
叶永烈称这种审查为“审读”：“他们都是一些党史专家，纠正一些提法，有些年代不对，或者人名、事件细节有出入。像《毛泽东与蒋介石》里头，我写的‘蒋介石略输周恩来一筹’，他就把‘略输’的‘略’字去掉了。我都按照他们意见进行修改。”
《毛泽东与蒋介石》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8月
叶永烈说，官方“审读”删得不多，一些书反而是出版社审的时候删得比较多，比如这个月刚刚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出版的《走近钱学森》，其中谈1958年“万斤田”问题和“人体科学”问题的“争议中的钱学森”一章，出版社建议整章去掉，叶永烈说自己“奉命拿掉，但一个字都不改就收进（自己的文集）去了。”
《走近钱学森》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7月
写作生存法：史实准确，观点正确
能够走进中南海的红墙与元老面对面、能够获得成尺厚的四人帮专案材料、能够通过重重审查，叶永烈有自己的写作生存法：“我从事这工作时间长了，比较熟悉了，知道这样的写作要经过一个手续是怎么样。”他总结为两个“确”：史实准确、观点正确。 “我的作品基本都符合现在大陆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的书都首先在北京出版”。
比如写华国锋。 “我早就瞄准他。他退下来，每天种葡萄、养鸡。我几次跟他打招呼，写信给他，把我写的《华国锋年谱》寄给他，希望他接受采访”，可惜“他始终没有考虑。”
比如写陈云。 “我在中南海采访陈云夫人，她口齿很清楚，思路也很清楚，我很早就认识她，她知道我，跟我谈得非常深入。我问，你在家里怎么称呼他。她说，没有称呼，我只在外面会喊‘陈云同志’，在家里就不称呼。陈云比我年纪大好多，我喊他什么呢？喊陈云同志啊？陈云？都不合适，就‘来来来’…我写信给他呢，就写‘云兄’。这些细节，只有采访到才能搞清楚。”
《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4月
比如写陈伯达。 “开始他还答应（审读终稿）。可是到后来他说，‘我年纪大了’──当时他85岁了──‘我就不看了，我相信你会写得好’。另外就是好多问题，（对）他（来说）都不大愉快的事情，所以他不愿意看。”《陈伯达传》书稿完成之后，大概2个多月，陈伯达去世，叶永烈于是补了一章“陈伯达之死”，作为全书的开篇。
比如写《四人帮兴亡》，“前前后后花了30几年时间，采访了100多位当事人，还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和有关的文献。特别是1977、78年，当时上海报给中央的关于四人帮的专案材料，这个我拿到手了，这些非常珍贵，”叶永烈双手一上一下的比划出大概一尺高，“垒起来有这么多的材料，我全部拷贝下来。”
数十年追踪政坛要人，叶永烈养成了时时录音的习惯。就连在香港书展中接受访问，他上台前也先从包里掏出小录音笔，打开，安置在座位前的茶几上，再坐下开始答问。 “我几乎所有的采访都有录音。我当年用的是磁带录音机，红灯牌，红灯一闪一闪的。我把这些磁带全部捐给了上海图书馆，他们正在转成数码。这些东西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整个历史。”
他写得快，“进入写作状态，我就是全天候的，一天大概（写）一万字吧，早上六点半我就起床了，一直到晚上11点，万里传记70万字，也就4个月完成。”他把游泳池改造成有30多个书柜的藏书室，自称“日坐书城”，在取名“沉思斋”的书房里写作，寓意“历史在这里沉思”。
近半生在追逐中国最为神秘而重要的一群人的叶永烈，还会沉思什么历史？访谈场外，讲起最近大陆出现宣称“爱国”而砸肯德基等现象，叶永烈说：“有文革的影子在里头。这种是很不应该再发生的事，现在这些人都被称为‘愤青’ ，跟当年的红卫兵有很多共同之处。清除文革，不光是防止文革卷土重来，这种思想的清理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左，或者极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