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因患癌症在巴黎的医院病逝，终年76岁。他被视为当今鲜有的电影巨匠，曾凭涉及道德、自杀合法性及同情等议题的电影《樱桃的滋味》（Taste of Cherry，1997）获得1997年的戛纳影展金棕榈奖，是至今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伊朗导演。
阿巴斯在今年3月被确诊为胃肠癌，随后经历了一系列手术，包括上个月前往巴黎就医。他的死讯令影坛各界表示震惊和哀悼。曾获奥斯卡金像奖的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称“非常悲伤”，“他的离世不仅意味着电影世界失去了一位伟人，整个世界都失去了一位伟人。”
电影始于大卫·格里菲斯（David Llewelyn Wark Griffith），止于阿巴斯。
阿巴斯1940年出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在德黑兰大学艺术系主修绘画和图形设计。在事业初期，他曾以绘画、制图和书籍插图为生，并为伊朗电视台拍摄了超过150部电视广告。1969年，他在德黑兰非商业组织 Kanun（伊朗儿童和青年智力发展研究所）设立电影部门，开始就儿童议题拍摄电影，迈出成为电影导演和制作人的第一步 。Kanun 后来也成为了伊朗当代电影的重要中心，而严厉的审查制度则终止了阿巴斯在 Kanun 的工作。
阿巴斯曾在2005年向卫报表示，最初为儿童拍摄教育性质的影片只是为了谋生，但这使阿巴斯成为一名艺术家，“我们应该利用电影来解决儿童问题。”
20世纪60至70年代，世界电影相继爆发新浪潮运动，而阿巴斯则是“伊朗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伊朗新浪潮电影”运动起始于60年代，在70年代蓬勃发展，却止步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又称1979年革命）。在新浪潮运动中的导演们以拍摄创新艺术电影为特点，兼顾浓厚的政治与哲学论调和诗意的对白，其中有的电影属于现实主义风格，有的则混合现实和幻想隐喻。
阿巴斯以其独树一帜的电影风格在新浪潮运动的推动者中脱颖而出，尤其重视观众在电影中的参与性。其首部长片《报告》（The Report，1977）虽被视为突破性作品，但还未使阿巴斯声名远扬。在1979年革命之后，电影《特写》（Close Up，1990）在法国声名大噪，受到世界电影圈的瞩目，英国电影学院将其列为史上50大经典电影的第42位。
在《特写》一片中，阿巴斯打乱了叙事的时序和场景，推动观众自主拼凑故事线索，以各自的理解来赋予电影生命。他还在此片中试图讨论“电影作为媒介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并批评了媒体从业者运用宣传工具欺骗受众的全球化现象。《特写》的主人公在谎言与矫饰中不断暴露自己的性格，成为阿巴斯的隐喻，“谎言是通往真理的捷径”。
斩获金棕榈奖的《樱桃的滋味》则运用了从虚构叙事到纪录片的转换的拍摄手法，创造出空间驱使观众在电影中察觉自我的存在。阿巴斯亦有意模糊部分情节，促进观众探索人物的动机和内心世界。由于这部影片令他想起不愿回忆的时光，从制作完成后阿巴斯就再没有重看。
与伊朗后革命时期的电影相比，阿巴斯后期逐渐以风景和乡土人物来承载他的哲学观点。《何处是我朋友的家》（Where Is the Friend's Home，1987）、《橄榄树下的情人》（Through the Olive Trees，1994）和《随风而逝》（The Wind Will Carry Us，1999）通过描绘大片秀丽的景色，运用长镜头凝结时间，提醒观众关注主人公背后的美景。
阿巴斯的电影注重形式的表达，在主流电影圈中开辟了独特的道路。他是1979革命后伊朗最具影响力和争议的电影人，并为伊朗在世界舞台描绘了新的脸谱，呈现了伊朗具有人性和艺术的另一面 。然而，当阿巴斯的电影在欧洲饱受赞誉后，伊朗政府却禁止他的电影在国内上映。伊朗导演穆赫辛•马克马巴夫（Mohsen Makhmalbaf）认为，伊朗电影之所以能在世界闻名，离不开阿巴斯的功劳，但他的祖国并没有给予他的作品足够的曝光度，“他改变了世界电影，他使电影焕然一新，并赋予了与好莱坞粗糙的电影截然相反的、具有人性化的一面。”
除了获得金棕榈奖之外，阿巴斯还凭《随风而逝》于2002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2000年，美国旧金山电影节授予阿巴斯黑泽明终身成就奖，他则表示将奖项献给伊朗演员 Behrouz Vossoughi，以致敬他对伊朗电影的贡献。
阿巴斯从影40多年，只有最后导演的两部作品《原样复制》（Certified Copy，2010）和《如沐爱河》（Like Someone in Love，2012）在国外拍摄。而原计划于明年在中国拍摄的《杭州之恋》，则遗憾地成为了阿巴斯生生长流的电影之路上的未竟之作。
声音
他是具有独特世界观的稀世艺术家之一， “现实总是神奇的。”我认为这句话总结了阿巴斯的卓越作品。有人称他的电影是“极简的”或“极简主义的”，但其实正相反：《樱桃的滋味》或《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每个场景都满溢着美与惊喜，耐心而精致地被捕捉在画面上。
他不仅是一位电影人，在他的电影和他的私人生活中，他还是现代的一位神秘人物。他的成功为其他人铺好了道路，也影响了许多人。
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用电影歌颂生活——这也是为什么他的逝世令人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