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今年的开学日很不一样。学期开始前夕，学生、家长与老师陆续在菲律宾各地发起抗争游行，抗议这个学年新上路的K-12新学制改革，甚至有工会动员群众包围教育部数日表达其不满情绪。
所谓的K-12，指的是从学前一年、小学六年、国中四年到高中两年的新学制，共计13年的基础教育。过去，菲律宾的中学只要四年即可完成学业，现在为了与国际社会接轨，而多增加两年的高中课程规划。
CNN Philippines 的记者 Pia Bonalos 在开学第一天于推特上指出，本来预估将于马尼拉都会区 Batasan 高中就读11年级的2600名学生，最后仅有103人完成注册。上学年甫完成十年级学业的140万名学生中，有将近44万人仍未向任何学校注册──他们很可能再也没有开学日，并且必须立即投入日益严苛的就业市场。然而，教育部秘书 Armin Luistro 却在开学首日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这是最棒的一次学年开始”。
菲律宾学制改革，为什么会招致如此景况？最直接的因素是公立高中数量不足，师资与设备也来不及在开学前到位。根据菲国教育部统计，目前全国能够提供高中课程的公立学校仅有5927间。以马尼拉都会区的学校为例，10间公立中学只有2间得以提供学生继续攻读高中课程，剩下78.89%的学生，只能够选择去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或是放弃升学。
同时，由于大学自这学年开始将会有两年没有新生入学，在教育部提供的相关补助过低的情况下，这些成本最后皆转嫁到在学学生身上，学费从几年前开始便不断地调涨。
基本教育权利不易取得
菲律宾的教育问题，也不是在新学制改革以后才出现。对许多人来说，教育就是一个不断需要有人牺牲，以成就他人的体系。于是家里较长的孩子可能出国工作，让弟妹有余裕读书；父母为了让下一代透过教育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也无所不用其极地申请出国赚取高额工资。
新学制改革看起来虽然是让学生在高中毕业后，即拥有基础能力得以进入就业市场；但对很多菲律宾父母而言，本来的学费负担就不轻松，政府又要他们多付两年高中学费，那么改革只是在让局势恶化。
去年我在菲律宾碧瑶市，参加一个由当地青年组织于闹区广场举办的哀悼晚会。他们尝试借由晚会，让大众认识到菲国年轻人正面临的严峻挑战——许多学生因为付不起学费，无法承受压力而自杀。受到新学制改革的影响，不少中学与大学逐年调涨学费，该区域甚至有大学学费，在近五年内涨了三倍，这使得仰赖奖学金或是靠亲戚集资求学的学生们备感压力。有人便因为考试考差了，发现自己无法申请到奖学金而选择自杀。
面对民间源源不绝的责难，教育部认为自己也有委屈之处。自艾奎诺政府于2013年提出基础教育精进法案（The Enhanced Basic Education Act），并推动K-12新学制改革以来，教育部编列212亿披索做为配套措施的预算，而该预算主要用于新学制上路以后的“高中教育津贴计划”（SHS Voucher Program）。
所谓的高中教育津贴计划，是政府为了解决公立学校数量不足问题而来的举措，选择在私立学校注册的学生可以依据注册高中所在地的不同申请教育津贴。举例来说，马尼拉都会区的学生最多得以申请到22000披索，二级城市或乡镇层级的学校则领取相对较低的津贴。
然而，菲律宾私立学校的收费标准差异甚大，教育部所提供津贴根本是杯水车薪。问题根源导因于该国1982年修正的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使各级学校仍可以自行决定学费调涨的幅度与频率。菲律宾于2010年的时候，国内私立中学的学费大致在3万到5万披索之间，2015年私校平均学费却调涨到6万至10万披索左右，相较之下其国内月平均薪资仅约8400披索。
令菲国大众愤怒的是，艾奎诺政府日前才批准国内1232间私立中小学，以及304所大学调涨学费的申请案。不成比例的教育津贴不仅显得微薄，甚至有舆论斥责政府，无视国内几家大企业趁势成立私立学校，并批评学制改革最后招致的结果，根本就是在图利资本家。教育对菲律宾人而言不再是基本权利，更像是场金钱的游戏与赌注。
自力救济才是出路。
除了公立高中数量不足，师资与设备不足的问题也接连浮现。在政府无力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各自寻求解决之道。
K-12增加的两年高中课程，目的是将原先大学的基础通识课程，提前至高中完成；这让学生即便只有高中毕业，也有基础能力足以就业。然而，政府将这些通识课程挪到中学阶段，却无足够预算提供对等的师资薪酬，聘不起硕士学位以上的师资。这让许多原本在大学一、二年级教书的老师，陷入是否要自愿减薪屈就的困境。
至于私立学校，为了可以招收更多学生，经费与调涨的学费多半用以扩充教室与相关设施的数量，却没有反映在教师薪水。因此不只是学生与家长上街抗议新学制改革，教师团体也在各地发起抗争，要求政府正视老师权益。我们也可以从五月初才落幕的菲律宾大选看出些端倪──几个由教师联合组成的政党，在选战中获得比例不算低的政党票票数。
此外，公立学校的教室、公共设施以及教科书数量，直至新学年开始仍然尚未完善。我曾有一次机会参加某校的亲师座谈。其中充分显现出地方学校面对学制改革的自救行径。小镇里的这些家长们不在亲师座谈中谈论孩子的成绩表现，他们认真关心学校计划要做哪些工程、用什么样的材料，又会花到多少钱，并积极提出自己在能力范围内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财力、人力或是物力支援。正是因为能够从政府取得的预算与资源有限，他们才踊跃地提出自己的想法。觉得怎么样做可以更好，哪些计划的次序应该要优先提到前面来，毕竟如果连他们都不在乎自己的未来，那么谁来替他们谋出路？
即便如此，教育第一线仍旧问题重重。偏远地区的教科书有时候得五、六个学生一起共用；就算是资源较多的都会区，也有学校因为学生太多，得上下午轮流让学生到校上课。这只是菲律宾教育问题的冰山一角，自力救济能做到的也很有限。
K-12教改，带给学生不确定的未来
菲律宾新学制改革还有另一个很大争议，涉及到教学内容的变革。这些变革包含增加高中两年的课程以后，中、小学端的调整，尤以人文社会课程的争议性最大；同时当大学通识课程挪为高中授课内容，大学教授担心两年以后进去的学生将有素质参差不一的问题，更忧虑高中的训练是否真的能够完全取代大学前两年的通识与基础能力培养。
新制当中，学生在高中阶段有四个类组选择：学术类、职业技术类、体育，以及艺术设计。其中学术类又细分为会计、商业与管理、人文与社会科学、科学与技术，还有工程与数学。这样的分流机制在过去要到大学阶段才开始。有些人对高中分流持乐观态度，认为其让有心继续读大学的人，能先行培养学科基础；无意再精进的学生，也可以在此阶段，习得求职前应有的技术。然而反对者却认为，政府明白表示高中毕业生即拥有基础能力，就能进入就业市场，将会使雇主可以借此降低现有的薪资水平，冲击菲国整体薪资结构。这也会使得劳工出口至世界各地的门槛降低、规模扩大，使得菲国内部本来即失衡的就业市场结构更为恶化。
再者，新学制的课程变革，不只影响到高中与大学低年级，而是包含中、小学的授课内容都会有所调整。举例来说，从政府新颁布的课程规划来看，中学7到10年级的人文社会课程分别会是亚洲史、世界史、经济学以及当代议题，“菲律宾历史”这门学科在新学制规划中消失。此外，挪至高中课程的大学通识也不是全盘移植过来，“菲律宾文学”、“菲律宾宪政体制”等相关课程不复见于其中。批评者把这样的课程变革，视作为菲律宾政府将强化劳工出口政策的倾向，让菲律宾人成为世界公民之余，却对自己的国家越趋陌生。
改革之后，11年级生入学的这个学年，意味著菲律宾各大学未来两年内，将不会有任何新生入学。大学面对此一变革，显然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对于大学教授来说，将通识课程提前至高中阶段，诚然能够使专业学科训练更为扎实与完整；他们却也不能够确定两年的执行过程之后，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学生。种种的疑问与不安，都得等到两年之后才能见分晓。
方才上任的新科总统杜特蒂，在民间社会一片反对声浪中，呼吁大众给新学制一个机会、一段观察时间。网路上曾有舆论指出，K-12改革将不会改善菲国现存的教育问题，甚至使得人民的受教权与劳动条件皆导向更恶劣的处境。学制改革争议看来没有那么容易平息──因为人们清楚知道，教育将影响的会是他们终将成为什么样的人、菲律宾又将往何处去。种种举措最终是否将换来一纸低薪契约？菲国人民在逐渐走向世界的同时，又是否不再对自身土地与文化感到熟悉？现正处于阵痛期的菲国教育体制，显然才要面临更多的挑战。
（赖奕谕，台湾大学人类所学生，长期关心菲律宾族群文化相关议题，目前专注研究该国原住民族抗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