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屯先生终于只能在异乡大去，消息传来，使人神伤。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2014年夏天，那时他已经高龄99岁，虽然双腿乏力，需要借助步行架行动，但是思路仍然非常清晰，能够和我侃侃而谈两小时，而且他的招牌笑声仍然是洪亮有力。今年夏天本来打算再去看望他，想不到他今天已经与世长辞。
认识许家屯，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事。1983年初，时任港澳办主任的廖承志逝世。廖在生前，原拟由驻英大使柯华接替王匡出任香港新华社社长（即今日中联办主任）。他逝世后，中央任命姬鹏飞接替廖承志出任港澳办主任。姬就改派他在第三野战军时代的部下许家屯来港任新华社社长。1983年的“两会”期间，我发现素来与港澳完全没有关系的许家屯居然出现在“港澳小组”里。我问是什么原因，他笑着说：“您还不知道中间杀出一个程咬金啊？”当时我就意会到，中央可能已经决定改派他来香港了。
许家屯在港期间，他的政策比较开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几点：
第一，他试图改变香港左派（实际上是中共在港地下党）“一左二窄”的格局。所谓“一左二窄”，指当时整个香港左派思想意识形态都非常僵化，总觉得自己“唯我独革命”、“唯我独爱国”，政治上瞧不起别人，因此导致自己的接触面与社会网络非常狭窄。这与当时中英谈判刚刚开始，香港左派需要扩大团结面的客观形势格格不入，所以许家屯被迫采取措施改变这种“一左二窄”的局面，大范围地接触香港各界人士。当然这个评价引来香港地下党对许的极大不满，导致他任内暗箭不断。
第二，他是中共高级领导人之中，最早明确、系统地提出学习资本主义的人。1985年他撰写《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一文，发表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的创刊号上。在这篇文章中，他以香港资本家为例，说明资本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说明中共必须调整其以资产阶级为阶级敌人的立场，才能够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经济。特别是在中共提出收回香港之后，能否稳定香港的资产阶级更牵涉到香港能否平稳过渡、顺利回归的问题。在这方面许家屯是有远见的。他不但撰文为资产阶级平反，而且身体力行，带头做大资本家的团结工作，扭转了传统左派与资本家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
第三，他尝试把神秘的“新华社”公开化。作为地下党机构，新华社一直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在香港已经进入“回归”的过渡时期，这个组织越来越重要，因为它将决定香港人的前途命运。因此香港社会有迫切需要了解这个组织的性质和运作模式。许家屯在新华社期间，尝试把新华社公开化，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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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些部门改名，使它们的名称更贴近香港的惯常用语，以便与香港市民沟通。例如把统战部改名为协调部（党内名称不改，公开场合才用）。这样，把香港人觉得陌生而且有戒心的机构变成比较容易为人接受。又例如替“宣传部”添加一个公开的名字“文体部”，减低人对“宣传”一词的反感（今天香港人也许已经很习惯统战、宣传这些中共名词，但回归前对这些名词是很反感很惧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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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些地下党员公开化，例如毛钧年。许家屯是有计划逐步把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公开化的，他的理由是让大家习惯有共产党在你的身边，这样大家就会慢慢接受这个社会有共产党存在的事实。可惜这个做法引起地下党的强烈反对，最后无法执行下去。
第四，他对“六四”的态度。在“六四”问题上，他支持学生、支持赵紫阳，反对镇压。因此“六四”镇压后，邓小平、李鹏等要追究他的责任，从而迫使他外逃。作为前《文汇报》员工，我更加欣赏他义无反顾地支持我们刊登《痛心疾首》的开天窗社论。这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重要的一页。没有许家屯最后拍板，这个社论是无法出来的。
晚年示好，亦无法回国终老
晚年的许家屯，可能由于“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作祟，急于向中共当局示好，所以不时传出一些讨好领导人的言论，而且思想日趋保守，对时局的看法越来越接近中共当权派。可惜尽管作出很大的努力去讨好当局，他始终都无法一圆回国终老的愿望。
孜孜于落叶归根，却无奈客死异乡，这固然是许家屯个人的悲剧，但想深一层，这何尝不是中国人的悲剧？因为13亿人民到今天仍然是生活在一个可以任意剥夺个人合法权利的政治制度里。今天许家屯的个人悲剧，表现为回家的权利被无理剥夺了，对更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悲剧，何尝不是表现在他们的很多其他权利被这个制度剥夺了？
（程翔，资深传媒人、《文汇报》前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副总编、新加坡《海峡时报》前中国首席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