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伊曼站在人海里。
四十七年前的今日，一场临检引起的警察与同性恋群体的暴力冲突，成为美国甚至全球同性恋权利运动的里程碑。
四十七年后，同一地点，超过四千人又一次聚集在纽约石墙酒吧前，为奥兰多枪击案受害者致哀守夜。发生在同志酒吧Pulse的袭击，造成49死53伤。死者里，年轻的不过18岁，年长的则有50岁。既有刚出柜的同志少年，也有为员工庆生的异性恋友人。这是美国历史上死者最多的枪击事件。
作为喜欢女生的女生，和其他同志一起守夜，伊曼却觉得隐隐不安。她的全名是伊曼•阿布德哈迪，是纽约大学社会学系的在读博士——
可她的姓名，相貌，与阿拉伯语纹身，却逃不过周围的眼光，毕竟，枪击案发生的当日，美国大众也用同样的方式，审视了枪手的全名、相貌和穆斯林身份。
而此刻伊曼身边，是那些同性恋人群中的多数派——白人中产阶级，拿着“Love Wins”的牌子，看得出的家境优渥。
一群人试着在人群里带起口号。他们喊着“反恐同心态，反恐伊斯兰心态”。可惜口号稀稀拉拉，无人附和。
又一群人喊着，“我们在这儿，我们是酷儿，我们不屈服于种族主义！”身边人依然反应冷淡。 过了不久，人群中又有喊出差不多的口号，只是把最后一句换了，“我们在这儿，我们是酷儿，别他妈的惹我们。”
酷儿
掌声雷动，众人高呼。
而喊着反种族主义口号的人们，又试了几次，终究无功而返。
2.
就在伊曼的不远处，桑尼也在那里。
生在纽约皇后区的桑尼是巴基斯坦裔的第二代移民子女。父亲在餐饮行业，母亲是药剂师，即便在竞争激烈的纽约，也算家境良好。虽然一早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可浸淫纽约多元文化环境中，桑尼并不认为自己受到过什么区别待遇。
这种泡沫里的理想生活一直持续到中学。逃出包办婚姻的母亲决定带桑尼搬往北卡罗莱纳。那是美国著名的保守州，不仅对穆斯林，也对同志群体（最近，北卡罗来纳还因其禁止变性人使用自己认可的性别厕所，而饱受争议）。更为敏感的是，就在桑尼母亲的搬家和工作都办妥时，9/11发生了。
长着南亚面孔的穆斯林，在一个白人为主导的社区里，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他记得母亲所受的冷眼——她在那里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母亲在工作时试着用裁纸刀打开箱子，身后的同事不耐烦，冷不丁说：“以为你们这些人最擅长用裁纸刀呢。” ——同事暗指的，是9/11恐怖分子用裁纸刀劫机的传闻。
和母亲一样，桑尼也在别人眼里成为了恐怖分子。 “嘿，你叔叔（指本•拉登）又上电视啦！” 这样绵里藏针的玩笑，对桑尼而言并不新鲜。
作为穆斯林的同时，桑尼也是一名同志。他对此不加掩饰。
“你认为，伊斯兰教究竟恐不恐同？”我问他。 “这其实是个伪命题。”桑尼直言不讳，“宗教教义和阐释宗教的人，并不能被割裂开。”
他如今在联合国上班，是民间NGO“穆斯林进步价值(Muslim for Progressive Value)”的驻联合国代表。该NGO的一项主要职能，是重新把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义在人权语境下进行诠释，建立一个伊斯兰教为基础的自由平等人权框架。
“如果翻看古兰经，那里并没有明确的条文反对同性恋。要知道，那时连‘同性恋’这个词都没有。”桑尼回答。类似的，如果检阅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哪怕忽略掉历史和文学记载的同性欢爱，曾经人们对性别身份的分类都和现代的二元结构大不相同。
但桑尼并不讳言，之所以必须把古兰经放在现代的平等人权框架之中，正因为当今的穆斯林世界仍存在影响巨大的保守势力。而保守话语，往往把持着对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义的阐释权。
桑尼指出的问题，在奥兰多枪击事件之后显得尤为明显。尽管主流穆斯林团体对惨剧表示谴责，但声明却往往流于形式——最大的穆斯林社团之一，伊斯兰北美会社（Islamic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在发表的声明中，甚至对同志酒吧和LGBT问题只字不提。
又譬如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保守派穆斯林领袖之一，Yasir Qadhi博士在枪击案发生后，迅速切割事件，他写道，“问题出在那个美国深藏柜中的同性恋，挣扎于自己的性取向，那人就是愚蠢、幼稚、疯狂，仅此而已，讲完。此枪击案和伊斯兰教对同志的态度‘毫无关系’”。
伊斯兰教内部的反同情绪，潜藏在政治议题的夹缝里——它被恐伊斯兰群体当做该宗教反人性的标志，也因此时常被自由多元支持者视为极端主义者的把柄。
而如何批判伊斯兰教内部的反同情绪而不针对整个族群发表仇恨言论，就变成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在桑尼看来，构成这种反同情绪的原因纷繁复杂——有反西方文明、殖民秩序的历史情绪在其中，也有政教领导男性主导的世界对“男性气质”的过分追求。而这使得美国的穆斯林LGBT群体落入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在美国身处种族和宗教上的边缘地位，另一方面，自己的性取向又和宗教内部弥漫的保守思想相冲突。 “要同时面对身份带来的双重压力。”他说道。
3.
面对这种双重压力，乌玛在小时候也想过，如果忘记其中一种，日子似乎能过得轻松一些。
来自新泽西州的乌玛，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公共医疗专业。父母都来自巴基斯坦，乌玛也生于传统的穆斯林家庭。他刚在医疗行业的初创公司谋得了一份新工作。
他的家庭比桑尼更为保守。从小学起，乌玛每周日都要前往伊斯兰学校修读古兰经和相关课程——如同美国华人团体开办的周末中文补习班。
他仍记得，虽然课堂上不会明说“同性恋是罪”，但排斥和污名却仍然在那里。 “真主创造男女。” “婚姻理应由一男一女结合。”
11岁就察觉到自己性取向的乌玛为此深感不安。他把性向深埋在心里，并做了所有中二少年都会做的一件事——他Google了“我有同性恋倾向怎么办？”
那时互联网刚兴起，网上有着大量关于同性恋的谣言与误读。他在许多论坛看到，“这没什么问题，很多男孩子都有过这样的阶段，长大了就好了。”
于是他的整个中学时光，都觉得自己会“自愈（Grow out of it）”，结婚成家生子，像他父母所寄望的那样。直到他上大学接触了更为开放的世界，才从压抑的柜中生活里解脱。
乌玛的经历并不鲜见。旁观者往往觉得，伊斯兰教对同性恋有着特别的仇恨；可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穆斯林，他们面临的是整个社会复杂而系统的偏见。乌玛受到学校和家庭的压力，在Google找到了浩浩荡荡的自我否定和鄙夷——
这究竟来自伊斯兰教内部保守势力的污名，来自基督福音派的丑化，还是来自男权对于男性要“像个男人”的要求，还是社会对于性行为本身的压抑？
它们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
虽然在同龄朋友中早已大方公布性取向，乌玛并没有和父母出柜。 “为什么？”我问他。 乌玛表示，他并不觉得有出柜的需要，他也不想给家庭造成太大的困扰。他担心家人的反应。
乌玛甚至没告诉他姐姐，两人年龄不过相差三岁。 “她一直都是‘好孩子’，被保护得很好。她的大学离家很近，几乎每天都回家。”乌玛道，“我试着暗示了她几回，但她似乎没有意识到我的意思。她对世界有自己的想象。”
“但是，”乌玛又补充道，“前两天她跟我提起自己读到的一篇文章，是关于美国同性恋矫正治疗的。她告诉我，这种虐待行为太可怕了。” “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吧。”他说。
“那你是否觉得，出身于穆斯林家庭却又生为同志，你比起其他人要面临更多压力？”我问。 “某种意义上，是。但你若出身于基督教保守派家庭，痛苦可能不会比我少。”乌玛答道。
4.
桑尼来自更开放的家庭环境，父母又已离异多年。他面临的结婚生子压力并没有那么大。他也没有出柜，但他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
“人们对于同志有着特定的想象：白人，身材不错，穿着背心和粉色短裤，小口喝着鸡尾酒。但我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尽管是穆斯林同志权益的倡导者，桑尼对于美国同志运动的发展却忧心忡忡。同志运动虽然影响力巨大，但它却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同志运动的宣传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捆绑在一起，品味优雅，生活优渥，以及种种针对同志自身的审视与判断比起异性恋世界甚至更为苛刻。另一方面，同志权益也在国际关系中当做外交筹码，成为大国博弈的一部分。议题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至于真正的“人权”部分，则并没有太多人关心。
“我们就像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他回忆起另一位在联合国同志权益工作人员的评价。
种种问题，使得同志运动从石墙当年的小众群体维权反抗，渐被不断延展的主流文化收编。它不再与其他平权议题紧紧捆绑在一起，而自成一枝。尽管比起其他社群已宽容很多，但穆斯林同志依然在同志群体中处于极为边缘的地位——
每个受访的穆斯林同志，都提及自己在同志圈里被冷眼相待的经历。因为他人的种族偏好，因为对穆斯林生活方式的不理解，或者仅是因为抽象的“感觉似乎不大一样”。
这也解释了伊曼为什么会在石墙守夜中，对显著的“主流同志群体”感到不太自在。那晚，她甚至不小心卷入了一场纷争——守夜台上纽约警察代表上台讲话时，她的友人出声抗议（近年来纽约警察因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的事件饱受非议），被身边的其他同志出声喝止。
“警察是在保护我们啊。”身边的陌生人说。
“去你的。你知道你是在石墙吗？”
“可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源于反抗警察暴力执法的石墙运动所在地成为了同志运动和身份政治的地标。但运动中的许多其他元素却不知不觉地被消解了。
5.
遗憾的是，受访的美国穆斯林同志，就恰恰处于这样复杂而微妙的族群夹缝之中，并不得不对抗复杂并交织在一起的压力：美国高涨的恐伊斯兰情绪，伊斯兰内部的恐同情绪，同志运动内部不断被资本消解的革命意志。单凭在一个坐标上选取一个立场，根本无法理解他们所遇到的困境。
石墙守夜之后，伊曼把她的石墙见闻写进了文章里，发表在研究恐怖主义、石油和伊斯兰议题的媒体Muftah上。她总结道，
“恐同、恐伊斯兰、和资本化的世界，在我生命里绝不是分离的议题。它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文章发表不久，桑尼•保罗在脸书上转发了这篇文章，他写道，“你说出了我们许多人的心声。”